王毅與基辛格會晤，道出中美關係的挑戰與出路

9月2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稱，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於19日在紐約與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又譯作季辛吉）面會。

席間王毅表示，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又譯作佩羅西、裴洛西或波洛西）竄訪台灣地區、美國參議院審議《台灣政策法案》、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有關協防台灣的言論，都嚴重挑戰了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嚴重破壞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而「台獨」越猖獗，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性就越消減。

王毅指出，要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美方就應回歸一個中國本義，反對和制止「台獨」。美方出於錯誤的對華認知，執意把中國視作最主要對手和長期挑戰，一些人甚至把中美交往成功的故事描繪成失敗的敘事，這既不尊重歷史，也不尊重自己。

王毅更對基辛格表示，其曾為中美關係的創建和發展作出歷史貢獻，中方讚賞基辛格始終對華友好，對中美關係抱有信心，希望基辛格能繼續發揮獨特重要作用，助力兩國關係早日重回正軌。對此，基辛格回顧了與中國領導人達成《上海公報》的歷史經緯，表示應充分認識台灣問題對於中國的極端重要性，美中之間要對話而不要對抗，應創建和平共處的雙邊關係。

綜觀王毅與基辛格的對話，兩人道出了當下的中美關係困局。

首先，王毅與基辛格皆同意，中美關係「脱軌」下，台海的的軍事風險正在上升。王毅特別強調，美方出於錯誤的對華認知，執意把中國視作最主要對手和長期挑戰，導致了今日局面。

回顧歷史，中國成為美國認知中的「主要對手」，最早可以追溯到奧巴馬（Barack Obama）時期。2012年，奧巴馬政府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開始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常規力量部署，並逐步向東北亞集中導彈防禦系統。經歷2015年美國對華政策大辯論後，此一趨勢逐漸增強，奧巴馬政府不再堅持與中國維持「戰略穩定」的關係，並於2015年的美國《國家軍事戰略》報告中，指責中國於亞太地區製造緊張局勢，強調美國將「定期展示行動意願和能力」，隨時準備「阻止中國實現其目標」。

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作川普）上台後，美國對中國的牽制包圍逐漸清晰，除了貿易戰等經濟手段外，軍事部署的色彩漸趨濃厚。為了「阻止中國進攻」，美國開始強化在「第一島鏈」的區域拒止能力，同時提升「第二島鏈」的軍事後備力量保障與支援體系。

在此脈絡下，日本的「正常國家化」迎合了美國所需。2017年，日本以「應對中朝導彈威脅」之名，宣佈從美國採購陸基「宙斯盾」防空反導系統，雖說此一項目最終未能落實，美國依舊出資協助日本的海上自衛隊升級海基反導系統；無獨有偶，澳洲也在特朗普執政期間，迎來美澳反導合作新高峰，為自身的「霍巴特」級驅逐艦安裝了「宙斯盾」系統。

與此同時，台灣也成了美國「強化區域拒止能力」的對象之一，畢竟在華盛頓視野內，台灣乃是「第一島鏈」樞紐。故特朗普上台後，接續批准了多批對台軍售項目，包括預警雷達監測技術支援系統、「愛國者-3」系統的配套設備和技術，顯然有意強化台灣的防空反導能力，使其成為「第一島鏈」對華威懾的節點，「台灣牌」由此逐步重回冷戰氛圍，裸露出「中美前線」的風險底色。

拜登政府上台後，外界雖一度期待中美關係能因此和緩，但由結果來看，拜登基本上延續了奧巴馬以降的對華戰略，視中國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並在實行對華包圍、軍事化「台灣牌」上，比特朗普走得更遠更極端。

首先，拜登有意將印太盟友納入對華軍事威懾體系，使各國在導彈研發、軍備與情報共享上更進一步。2021年5月，拜登政府決定終止《美韓導彈指南》，韓國將可在一定條件下發展各型導彈；2021年9月，澳洲與美國簽署備忘錄，擬參與精確打擊導彈開發進程；2022年1月，美日在「2+2」會談後發表聲明稱，雙方「承諾增加美國和日本設施的聯合/共同使用，包括儲備軍火和共用跑道，並將致力於加強日本自衛隊在包括其西南諸島在內地區的態勢」；2022年5月24日，美日印澳在四方安全對話領導人峰會後宣佈推出「印太海域態勢感知」（IPMDA）夥伴關係，意在摸索四邊情報共用機制的搭建，美國更是積極邀請韓國參與。

而在「台灣牌」上，日本也延續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配合姿態，屢屢炒作「美日安保體制協防台海」、「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等話題，並以防範台海事態為名目，呼籲強化西南海域的軍備部署。而在對台軍售上，拜登同樣延續特朗普政府的「防空反導」策略，於2022年2月批准對台出售價值1億美元、為期5年的「愛國者」系統工程勤務支持，又於同年4月宣佈批准售台總價9,500萬美元的「愛國者」項目人員技術協助案。

此外，拜登上任以來已4度表態願意協防台灣。2021年8月18日，拜登稱中國若武力侵台，美國會出兵防衛；2021年10月21日，拜登又表示，中國攻擊台灣，「美國就幫台灣」；2022年5月23日，拜登稱中國一旦攻台，美國會軍事回應，「這是我們已作出的承諾」；2022年9月15日，拜登再次表示，中國若武力侵台，美國會出兵防衛。雖說白宮事後屢屢澄清「美國對台政策不變」，但拜登多次「技術性口誤」，顯然是有意向外界暗示，美國相當關注台海議題，甚至可能動用軍事手段橫加干涉。

然即便中美關係持續惡化，王毅與基辛格仍在呼籲，中美關係要重回正軌、要對話不要對抗。換言之，便是希冀中美關係重回戰略穩定狀態，構建和平共處的大國關係。

由歷史視角來看，美國的對華圍堵既有大國爭霸的思維在其中，也源於冷戰以降的「絕對安全」理念。蘇聯尚未崩解時，美國便有意藉着全球陣營博弈、代理人戰爭，來維持本土的絕對安全；蘇聯解體後，恐怖主義成為美國的焦慮根源，其更為此發動兩場歷時久遠的中東反恐戰爭，直到美國認知轉換，開始將中國視作「主要對手」，這才有了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

平心而論，在反恐戰爭爆發的21世紀初，中國國力持續上升，中美之間卻仍維持一定程度的戰略穩定，與美國將重心放在中東戰場息息相關。然當美國不再視恐怖主義為「主要對手」，中美的戰略穩定便受到嚴重衝擊，並讓中國周遭地區一同捲入安全漩渦。在軍事化「台灣牌」前，便是2016年開始發酵的韓國「薩德事件」。

由美國視角來看，「薩德」入韓不僅強化了「第一島鏈」的對華軍事圍堵，更能迫使中國將韓國等美國印太盟國列為優先打擊目標，損害中韓的戰略互信與合作。簡言之，便是在中韓之間製造安全困境，迫使北京展現強硬態度，驅動韓國倒向美國，間接提升美韓同盟的軍事合作空間，強化自己的主導地位。同樣的邏輯，在台海與日本依然適用。華盛頓藉着提升對台獨的實質支持，迫使兩岸互動惡化，台灣將更甘心在軍事上被美宰制；日本則是將「薩德」換成了「台海有事」與「解禁集體自衛權」，結果便是強化美日的軍事綁定與合作。

綜上所述，美國針對中國周遭的軍事圍堵，不僅直接惡化了中美關係，也間接強化了中美之間的對抗格局，增加兩國危機管控的障礙，更讓印太地區重回軍事競備的夢魘。然而華盛頓是否因此得到了「絕對安全」？答案自然是否定。

以對華圍堵來獲取「絕對安全」，存在一自我矛盾的內生難題：如何在加強自身力量建設、協調盟友合作的同時，避免過度刺激中國？美國顯然沒有答案，而現實也逐漸走向與美國初衷相反的弔詭局面：面對美國提高軍事威攝、大打「台灣牌」，北京的回應自是加速推進軍事能力建設，並致力於抵禦美國的軍事脅迫，結果反讓美國的「絕對安全」感持續被抵銷，華盛頓遂又在焦慮發作下，提高於印太的投入與部署，引發北京再次反彈。

上述機制重複循環，終將迫使中美走向台海軍事攤牌局面，而其成本，必然要由兩國人民與全球市場共同承擔。面對日漸升高的台海軍事風險，中國不會單純到自廢武功、放棄防禦；但中美之間只要有一絲和平可能，中國都會竭力爭取，美國也應盡力思考和平共處的可貴與價值。

這便是王毅與基辛格會晤時，由衷發出的中國心聲，也是其欲通過基辛格，傳遞給美國的友善呼籲。

原文發表網址:

202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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