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363號判決(民國111年0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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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爭點】性騷擾案件中，證據應該如何認定？
【法院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363號判決(民國111年03月31日)
一、證詞與其如何採信？
衡諸性騷擾事件之加害人常趁單獨與被害人相處之場合為之，如未經他人目睹，被害人之證詞當為主要證據，而因被害人之記憶常隨時間經過及情境逐漸推移，而趨於模糊淡忘，致發生其陳述之若干細節有不甚精確，或前後不符，或相互歧異之情形，如被害人對被騷擾基本事實已為具體描述，經調查其他補強證據得擔保其真實性，自得採為判斷之依據。
故事實審法院(按編：高等行政法院)經調查相關證據情況，苟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經依一般人正常認知，合理推敲取捨被害人所述被性騷擾之各個情節，可信其指訴具真實性者，自不得不調查相關證據以判斷其真偽，徒挑剔被害人之陳述有細節性之瑕疵，即摒棄其全部證詞不予採信。
復參諸性騷擾事件常發生在隱密處或短暫瞬間，直接證據取得有相當難度，但仍可透過被害人事後反應、周遭親友觀察或其他間接證據綜合論斷。
【結論】
應以被害人之具體描述證詞為主，但仍應輔以其他之補強證據，才能擔保證詞的真實性。且同時應該參酌被害人的事後反應與其行為模式，以利綜合判斷。
二、證據證明力的程度為何？
又揆諸前揭規定，性騷擾係指未達性侵害程度之行政不法，則其有無之認定性質上應屬行政調查，關於證據證明力之要求就毋須比照刑事案件程度，但仍須具備「明確合理之法則」，即一般理性之人，在相同證據上，均會認為有此可能時，始足當之，此於被害人陳述證明力之認定尤應如此。
【結論】
證據證明力無需到「刑事案件」之程度，但仍需要具備「合理明確之法則」，一般人也會有相同認定之情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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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44
兩位大法官都認為本件應受理，但對於是否已「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和系爭書函是否為「確定終局裁判」的看法有所不同。呂太郎大法官認為本件自始非憲訴法第59條規定範圍，不須要求此要件，而尤伯祥大法官則認為應類推適用，將上級警察機關決定視為確定終局裁判。
本文則大致整理憲法法庭113年憲裁字第14號裁定中，三位大法官在不同意見書裡提出的看法。上一篇文章〈跟蹤騷擾防制法「書面告誡」與人民聲請憲法訴訟 (上)〉，我們已經提到本件裁定的背景事實、多數意見及主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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