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bby Lee
在全民高學歷、低就業率的韓國，有些公司會利用員工證掛繩的顏色，區辨出正職或約聘，脖子上的掛繩顏色，自然地形成了職場的階級序列，許多人拼命想擠進那個員工證掛繩中，小說家張琉珍也曾是其中一個。
張琉珍初出社會那年，家裡發生了意外，為了支撐經濟只能盡快尋找一份工作，「當時我根本沒有考慮什麼樣的工作適合自己、自己喜歡做什麼，一心只想找到一個能夠快點領到薪水的工作。不管怎樣，拿了別人的錢，就要學會忍耐，去做不想做的事。」這句話，或許是短篇小說《從此好好過生活》與新作長篇《我們想去的地方》、所有故事的起點。張琉珍曾在 IT 產業經手社群媒體、SNS、音樂串流與人工智能等企劃工作，她面朝新穎且變動的時代，用一支筆，讓自己停了下來。
「我們每個人臉上都留下了某種我們不曾意識到的，過去曾經擁有過、但如今早已悄然消逝的痕跡，我們都擁有著一張只能靠薪水過活的臉。」——《我們想去的地方》
打開張琉珍的 Instagram，同樣像當代人一般，放上光鮮亮麗的宣傳行程、奔向大海的釜山行、收到的祝福花束⋯⋯，張琉珍的五官與生活面貌就像時下青年一樣精緻漂亮，卸除濾鏡，所有人都在忍耐著生存受創的不適。
IP 作品的視角流動
大批韓漫改製劇集的近幾年，小說家們的作品亦成為影視題材，張琉珍的〈工作的快樂與悲傷〉也曾經改編為舞台劇，她坐在黑壓壓的劇場，看著自己的台詞透過獨白蔓延整個空間：「編劇幾乎原封不動地沿用了小說中的對話，我深思熟慮寫的對話和文章透過演員們的演技呈現在眼前，聽到他們親口道出台詞，我覺得很不現實⋯⋯」新作《我們想去的地方》也已經簽訂影視合約，未來將會在螢幕播映。文字轉換為實體的演出，作品也可看見小說家如導戲一般視角切換的自如。
成長在以文化立國為志的韓流時代，自然養成了小說中的分鏡感，長篇小說透過客觀與主觀描述讓角色一一現身，減去主角至上的光環，發展多分支的敘事狀態，輕快不自溺，她比喻這樣的寫作方法：「我在某個所屬的團體裡看起來對金錢毫無概念，感覺就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孩，但進入另一個團體的時候，別人可能會覺得我是一個很愛錢的人，我把這視為光譜（Spectrum）、看法，根據周圍人的不同，我們的視角也可能是相對的，而且這也會與我們自己所處的時期和狀況的不同而發生改變。」因此，在她的作品裡沒有全然的受害者，描寫資本主義社會下倚靠著這套體系努力存活的人，使她的小說捨去抒情，持有一份冷靜與客觀。
《我們想去的地方》裡鄭多海、江恩祥、金智頌三個女孩的生命經驗交織出以背負貸款與債務進入社會的韓國青年工作群像。張琉珍說自己曾看過某個汽車同好會的人，各自駕駛自己的車一起前往某個地方：「比起幾個人一起開一台車，他們選擇自己前往，也就是說一樣的車列隊馳騁在路上。我覺得這畫面很有趣，所以印象深刻，腦海中突然浮現了三個朋友駕駛敞篷車馳騁在海岸路上的畫面。」
透過三個角色的觀點，交叉剪接出她們對於身處階級位置的不安，然而在無法脫困的現實裡，比起坐上同一台車、前往一種成功，她的作品更講究拋開功利的集體性，職場社畜互相取暖以外，終究讓每個角色做出適合自己的個體實踐。
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一點計算
同樣是主客觀的切換，在張琉珍的作品中，經常出現「視線的翻轉」：《我們想去的地方》中頤指氣使的組長忽然成了狼狽地幫別人泡咖啡的人，〈援手〉描寫對於使喚打掃阿姨感到不適應的女主人，她談及視角的流動性：「我認為世界上不存在 100% 的好人，也不存在 100% 壞人，每個人都有一點點的好，也有一點點的壞⋯⋯這樣人才更立體、更多變，所以我希望在小說中描寫這樣的人物。」
「在現代，經常聽到、也最令我心痛的論述是『有錢的人可以這樣生活，沒錢的人就只能那樣生活』。這也是最吸引我的話題和身為創作者最關注的一個話題。」張琉珍初出社會時面臨經濟與職場的困頓，當時她讀了金愛爛小說家的短篇〈聖誕特選〉，「正是這篇短篇讓我感受到韓國年輕小說家短篇小說的魅力。」一對年輕的男女，在聖誕節時對各種戀愛消費精打細算，首爾那麼大，卻沒有他們的容身之處——她發現小說可以完整她對社會的觀點、解釋內在的痛苦，以及小說，可能是一個在現實中感到絕望的人的容身之處。
張琉珍成長中的經濟環境苛刻，因為視線偏低，也養成她對階級的敏銳。小說〈偏低〉以 YouTube 點閱數做架構，《我們想去的地方》中恩祥姐拿手於數字的各種判斷與兌換，〈從此好好過生活〉中主角精算禮金的面額，〈第101次的履歷與第1次的上班路〉以前往新工作啟動新生活的振奮視角細數著各種開銷。
結婚預備基金、稅優型保單十二萬、治裝費、公司獎金⋯⋯一來一往間，生活變成了無限的折抵與計算循環。她說自己並非刻意，而是生活的場域與生命經驗使然，「數字」自然地切割出塊狀的物質生活，冷靜地接受四大保險、加班費、年假架構起的現實感。
性別到階級，狹仄的首爾
女性、青年、勞方，張琉珍以三大視角架設故事，機智的觀點轉換、空間描述讓說話的權力在故事中間不斷流動。
〈我的福岡導遊〉以男性敘事觀點寫了追愛到日本的獵物紀，幽默巧且妙地描寫出陽物中心的戀愛觀，然而這種對性別的關懷也經常出現在她的創作中，〈凌晨的訪客〉寫獨居女子處在一個充滿色情傳單公寓裡的不安，〈工作的快樂與悲傷〉中與同期男性的薪資不平等⋯⋯她認為：「韓國社會的職場之所以對女性不友好，是因為社會把育兒和生育都看成了是女性應該做的事情。固有的觀念認為，女性婚後總有一天會離開職場，就算不離開職場也會把精力放在家裡。大體上來講，這是社會不把女性視為與男性擁有同等人格的想法。」
〈凌晨的訪客〉裡女人屏息著聽門外的腳步聲，在 #MeToo 與 N 號房共存的時代，講求自主的韓國女性仍習慣在門口放一雙男人的鞋，「女性更容易成為性對象或犯罪目標的原因。正因為這樣，獨自生活的女性才會一直處在恐懼不安之中。」她描寫空間的侷促，住商混合大樓裡窄小的門縫、防盜鏈的咔咔聲、座落著「口爆房」的 A、B 棟⋯⋯
空間暗藏人的心理樣貌：〈偏低〉裡父親送的老冰箱老是嗡嗡作響、能源效率分級四、漸漸失去保冰功能，主角也隨冰箱的失能，慢慢揭露生存的空洞；新作《我們想去的地方》寫鄭多海努力想住進「有門檻的套房」，房間與廁所有明確界線的原則——成為城市人可笑又不可得的追求；六間房間共用一個馬桶的考試院，在首爾生活，所有人都得忍受著從升學到排泄的競爭。
空間袒露出張琉珍筆下角色的心境，在性別面與階級面的侷促與羞赧，都反映在狹仄而迷宮般的大樓、永遠有灰塵從玄關吹來床腳的空間景象內。
一份甜點的代理滿足
《我們想去的地方》有別於前作，角色取得勝利也彷彿讀者精神面的代理滿足。張琉珍回想第一份工作：「當處在上個月的薪水見底到下個月的薪水還沒入帳的這段時間時，我就會經常想：『要是誰能給我一大筆錢該有多好呢！』現實生活中，這種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但我是小說家，可以隨心所欲地寫故事，所以當年的這種想法延續出了不如寫一個『分給多海和她的朋友每人三億圓』的故事好了。」
她設定故事要有一個「滾滿糖般的」結局：「我想甜美地結束這個故事。這也是我為什麼把三人就職的公司設定為製菓公司的原因。但是，我們在吃完非常甜、滾滿糖的甜點後，嘴巴裡會留下一種很不舒服、有些黏糊糊的感覺，那種心情也像是擔心著萬一運氣差，最後失敗了怎麼辦？我希望讀者也能帶著這種感覺來閱讀這本小說。」
即便幸福，仍然不安，所有甜蜜都有代價。那顆糖的苦澀，也在她行文「主角想到去公司的理由是吃香蕉蛋糕」時流溢出來，物理上的安慰，倚靠著小而確實的幸福支撐起無所不在的職場焦慮：到底還需要做多少打雜的工作、倒多少杯咖啡，才能來到與同期男性同等的位置呢？那時，張琉珍也抱持與鄭多海一樣的心情，走去公司轉角前往麵包店，吃一口糯米麵包，熱量達成，再回到體制內繼續燃燒。
小說就像吃播一樣代理滿足了觀者現實中缺乏的「反轉」，因為同樣身為職場受災戶，我們想為那些角色應援，但願甜美爆擊，happy ending。
Fighting！70% 的勞動
《我們想去的地方》的角色們倚靠以太坊尋找自己人生的 J 曲線。2017 年，韓國掀起第一波虛擬貨幣熱潮，電視、紀錄片、新聞，所有人都在追蹤這個流量密碼，建立在這個背景下，《我們想去的地方》令人意外的是「得到錢」後角色的實踐，那也反映了張琉珍的勞動觀：「對我而言，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在公司拿多少錢就做多少事，不要把自己擁有的能量全部傾注在工作上，只要拿出 70% 來做事就好。即使覺得自己做的事情微不足道，或者做的不是自己喜歡的事情時，也請不要忘記自己付出勞動是很了不起的事。」
J 曲線所勾勒的是對當代人的打氣，是拋開員工證掛繩的顏色，如果我們可以齊頭式平等地做夢，即便是帶著腳鐐跳舞，也許還能跳下去。
那一口糯米麵包的滋味代表了一部份 1980 年代誕生的人咀嚼現實的口感：「我們這一代的作家，在青少年時期經歷了 1997 年的 IMF 金融風暴，青年時期又經歷了 2008 年美國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沒落，所以這種無法保證明天會比今天更好，自己的人生一直處在下降的經濟曲線的現實對我們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再咬一口糯米麵包，即使動盪如《二十五，二十一》裡金融風暴後夢想的貶值，世界的羅希度們，只想住在有隔間套房裡的鄭多海們，還能再往前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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