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14(一)
今年十月底上映的電影《流麻溝十五號》，改編自文史工作者曹欽榮所著的口述歷史：《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是在講一批綠島(台語稱火燒島)思想犯的故事。故事是改編自1953-54年的「綠島再叛亂案」，為近年來備受矚目的白色恐怖相關歷史電影。筆者認為電影中引用聖經經文和基督教的一些觀念時處理得滿好的，所以這篇就跳過主要劇情，來談談流麻溝裡面的神學觀。
在流麻溝苦難的故事當中，劇情藉由嚴水霞(暱稱嚴桑)來引出基督信仰的明線，在劇中嚴桑的背景是馬偕醫院護士訓練班(後來的馬偕護校)畢業的，而且背景是1950年代，所以她大概是長老教會的基督徒。她在劇情中起著引導主角余杏惠(暱稱杏子)的作用，在劇中幾乎是全方位無死角的完人，也代表著面對白色恐怖時人性光明的那一面。而從嚴桑與杏子的對話與自白中，我們可以來討論三個跟神學有關的主題：身體與靈魂、犧牲的意義、復活的盼望。
電影海報
在劇中，嚴桑教杏子英文聖經時，提到的經文是《雅各書》2章26節：「所以，就如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上半句暗示著，來到火燒島的思想犯就如同殭屍一般，身體被緊緊控制著，如果他們甚至連思想也被控制，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的話，那內在的台灣人精神就真的死了，如同沒有靈魂的身體一樣。而下半句更引出，如果這個獨立思想沒有落實具體行動的話，那也是死的，因此嚴桑希望杏子在這個高壓的體制下跟她一起進行不合作運動，採用消極的抵抗來表達她們仍然是有獨立人格的活人。
50年代時，二戰剛結束，亞非殖民地都紛紛追求獨立，而1947年甘地的不合作運動終於促成印度獨立，這時正是不合作運動口號最響亮的時候。所以在這個年代嚴桑採取行動的方式，不是暴力革命、不是偷偷越獄、而是選擇不合作運動並且願意承受後果。
如果是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和平主義的不合作運動更是已經由來已久，甘地當初就是在南非留學時，被耶穌的言論：「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馬太福音5:39）所啟發，由此才開始了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因此在1920年代時，中國和日本的基督教中就已經很流行主張非暴力的「唯愛主義」(Pacifism)神學，不知道嚴桑當初在長老教會的學校裡讀聖經科時，是否有受到日本這些神學的影響，或者台灣長老教會本地的信徒本來就有這樣的精神，我們無法從電影中辨識出這樣的細節，但當時的確十分流行透過福音書和耶穌的故事引出非暴力與不合作運動的論點的。
讀英文的杏子
二、犧牲的意義
在電影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句台詞無異於嚴桑最後寫給杏子的信：「我還是相信——犧牲，會帶來力量。當犧牲來臨時，我們微笑以對，因為這是反抗的最高境界。」不過嚴格說起來，當時的犧牲，似乎完全不影響那個堅固的威權體制，那犧牲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早期的基督教史相對於其他宗教的歷史而言，十分特別的一個地方是，當時的信徒非常看重「殉道」（犧牲）的意義，因為耶穌本身就是身為一個政治犯被公開處刑，所以對早期的信徒而言，殉道因著與耶穌認同，有了本體論的意義。犧牲本身不是為了基督教的興盛或推翻羅馬帝國，在當時基督徒的觀念中，末日即將就要到來，期盼著基督教合法化或大家都轉信基督教是不切實際的，反而是在末日即將來到的急迫之中，為了信仰而殉道便是得救的方式，所以後來教會史家優西比烏(Eusebius，260-339)寫到殉道者時，通常都會用「他們戴上了殉道的冠冕」來形容他們的死亡。
當嚴桑最後被處決時，報之以最燦爛的笑容，便是表達了這樣的一種態度：我為我的信仰而死（無論是政治信仰或宗教信仰），這是一件光榮的事情。其實不只是基督徒，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黨人也常常抱有這樣的態度，1907年最後一位被處以凌遲的犯人是革命黨人徐錫麟(1873-1907)，他在行刑前被拍照時也是帶著笑容的，想向世界證明他是含笑離開的。
他們之所以要用這樣的態度來面對國家暴力，是因為過去統治者往往希望藉由公開處刑來威嚇其他民眾，以達到殺雞儆猴的功效，但當受刑人不僅不哭天搶地，還報之以微笑與淡定時，反而會讓其他民眾感到同情或敬佩，以此來達到國家所期待的反效果，並且無言地控訴了國家暴力的不合理性。這，便是反抗的最高境界。
嚴桑最後的笑容
三、復活的盼望
在電影的最後，所有在綠島的「受害者們」（包括男女囚犯和一位教官）都重新回到了綠島團聚，因為之前嚴桑被槍斃前寫的信有提到相信有天她們都還會在「天家團聚」，因此觀眾自然就會認為這個場景是想像他們在天堂重聚的畫面。（要嚴格使用基督教信仰的語言的話，也可以說他們是帶著復活的新身體，重新在大地上重聚的畫面。）一個很明顯的對比是，在電影幾分鐘之前，火燒島對他們而言還是地獄一般的所在，如今卻已經成為了天堂。土地何辜？一個地方對一群人而言到底是地獄還是天堂，完全是人為所造成的。
不過從嚴桑之死到他們重新在綠島相聚，即死亡到復活之間，根據基督教信仰，似乎還缺少了重要的一環：最後的審判。
審判的缺席也就暗示著「轉型正義」的缺席。在二十世紀以前，整個國家都被視為是一體的，國內統治者的暴虐不會受到懲罰，兩國交戰輸的那一方就要承受割地賠款的損失，沒有人會追究戰爭的責任。但在二戰時，因為軸心國都紛紛犯下慘無人道的反人類罪行，因此在二戰結束、同盟國戰勝之後，特地舉行了「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s)，要具體審判究竟是軸心國的哪些官員策劃、執行了戰爭與這些侵犯人權的罪行，因此「聲張正義」成為了一個暴虐政權結束後必經的方式。
80年代之後的民主化浪潮中，許多東歐、亞洲、拉丁美洲的國家走向民主改革時，也不同程度地去追究了過去舊政權迫害人權的責任，但台灣是一個只有受害者卻沒有加害者的國家，就如同火燒島的政治犯雖然最終得以重新獲得清白，但卻沒有加害者被審判。唯一被審判的只有被視為辦事不力的大隊長，但他像裡面的女幹事一樣，雖然看似是加害者，實際上也是受害者，真的在背後批文件的蔣介石卻仍未遭受到歷史的譴責。
因著前人對於自由的堅持與犧牲，台灣人的自由思想終於有了復活的盼望，但這故事仍未完結，一個人可以選擇放下不再恨，但一個國家不能忽視正義的伸張，有關台灣人未來盼望的故事，仍需我輩在這一代繼續書寫下去。
在火燒島重聚的受難者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