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寫了篇文章，主要在講最近看的書，其中提到了對《波間弦話》（那時還沒看完）的想法，我寫說：
必須多花篇幅來寫的則是柳丹秋的《波間弦話》，老實說目前看到大約五分之一之處已經放下了很多次，甚至打了一堆字問朋友說「看到這裡已經出現了一堆我的日常生活中會遇到的概念（我猜是學院生態總是相似，畢竟作者是文科的助理教授），例如日本極右派掃街時會出現的『貼滿標語的廂型車』、二十年前日本紅極一時的『水子供養』、台灣的『花公花婆』以及台灣有些男生明明穿著醜不拉機的系服不修邊幅，卻一直要求女孩子要『有女人味』之類的。不過有趣的是這個故事卻是個架空的世界觀，假設臺灣繼續被日本統治，因此大家習慣劃分日本本土為北島、台灣為南島，沖繩就變成兩地的銜接處，也因為這種假設，作者偷渡（刻意用這個詞）了一些明顯是台灣在戰南北時的心態，例如某個男角色會說『離開北島之後就都是鄉下啊！』這種話。也因為這樣讓我想到，明明是『貼近生活的各種元素拼貼』（以我的理解，小說本來就是各種拼貼），卻會反而令人出戲，這樣的作法是好的嗎？那到底要怎麼取捨？」
但我後來發現真的讓我出戲的並不是上述這些，也不是看到一半開始讓我不耐的「把台灣跟中華民國、華語跟台語混在一起講」（但考量無論是否架空，這都這是最大公約數），而是作者創作這部作品時的思考方式和我自己在寫作花蓮的文學創作補助《外方》時是極為相似的，那便是「身在文化脈絡外面的人要如何呈現該文化？」，這有點像是非戰之罪，畢竟沒有辦法決定自己的出身，而出身之後是否能夠有所意識又必須倚靠機緣，而能最快速取得成效的方法便是大量查閱相關資料，論文也好故事或影像也罷，透過重新排列組合後拼湊成故事呈現，感覺是貼近被敘述的文化本身，可實際上隔著一層無法真正靠近的距離，一直到今天看到作者寫到關於三弦的種種，才是真的「進到」了作者真正熟悉的空間之中，為什麼看得出來，我也不知道，但就是感覺得出來那樣的差異。那到底要如何從中改善自己寫作時這樣的狀態，我目前還沒有答案，也只能先繼續廣泛的涉獵了。
我先說，上述這段文字是有失公允的，因為在渡過前100頁之後，內容忽然變得極為有趣，從三弦這項樂器的修繕與製作開始，回頭討論其中一位女主角冬玫（後改名為立夏）在網咖賃居期間遭逢的種種、熊野驗修道與民間傳說的連結、到果園打工時延伸的野草採集與極簡生活、百紅（我更覺得是第一女主角的角色）過去學習三味線的種種過往、製作樂器時使用的皮革如何揉製⋯⋯也就是說，之所以前100頁會感到不耐，我想是因為作者一直在用某種概略式的寫作方法「提及」種種概念與領域，好像什麼都只是運用了「關鍵字」來點到為止而已，並沒有更深一層的分析或詮釋，就像是從查找到的資料裡東拼西湊來推演概念的報告內容，不過，也有可能是我所身處的領域正好與之有所關聯，因此對這一塊的概念運用更加敏銳，才會又放大這種與實際之間的距離感。
然而，隨著劇情推演，作者一層一層呈現了不同的文化深度，包含父權體制下不同民族對待女性的對照、彈奏樂器時的留白與否、傳統發展過程中的取捨標準以及傳承者該如何定位⋯⋯許多時候角色對話都像是在辯證著什麼，但卻因為資訊量太過龐大，閱讀當下反而無法意識到「角色的對話是否失真」的問題，也就是「現實生活中有人真的這樣說話嗎？」
而真或假，似乎也是觀看本書時會困惑的地方，即是「架空」對於整體故事發展到底有何意義？行文至逸荷（大概是最邊緣的女主角）與母親、以及母親過往學生之間的互動，乃至冬玫暫居網咖及其後赴鄉下務農認識百紅、百紅與女兒蓉子的關係和百紅過去的初戀⋯⋯這一切完完全全假定發生在現實生活中也不會使人感到突兀，除了台灣人描寫日本人情誼這件事以外⋯⋯還是說，這就是作者顧慮之處？文中非常大的篇幅都在寫百紅的初戀與學琴過程，回憶中出現的角色也全是日本人，是因為作者身為台灣人的「原罪」（不確定用這個詞是否妥當）而必須將時空背景設定在某個架空的近未來嗎？還是說，從外人的角度描述一些日本人的行為舉止時害怕失真？可是，即便如此，本書卻又著重在傳統技藝和文化的呈現，反而成為了最令人感到矛盾之處。
另一件事情則是作品中的男性永遠都是如此的令人感到不耐，大概是現在大家俗稱的「臭直男」的某種展現，從男校畢業的我確實會覺得很多異性戀男性令人非常不悅，不過這本書中大概所有的男性角色都是令人心情極差的，這樣的配置算是一種批判嗎？還是只是作者個人情感所致？這我就不確定了。
但是總歸來說，整體內容還是十分有趣，甚至使我在閱讀過程中產生了「好想要拋下一切去流浪喔！」的感受，雖說厚度較厚，不過確實是會使人收穫些什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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