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有更充分的討論，這篇心得分享我會毫不避諱地暴雷，交由各位自行決定是否要繼續閱讀下去。
面對《彼岸花盛開之島》，比起在這之前所接觸《獨舞》，我對李的作品有種隔著薄膜在讀的感受，總是搔不到癢處。李的文字世界有種明確的分割，宣示主權，大書特書個人，那對作為一名創作者來說我認為非常厲害，甚至壓倒了讀者的詮釋權（在學院似乎有意無意會被灌輸「作者完成作品，解譯是讀者的任務，才是完善的作品」，然而我不覺得作者非得於作品中缺席，那反而有助於被鋪陳好的激辯舞台攪動作品的延續性），但稍有不慎總會使人對她作品議論性大於享受。故而，我對《彼岸花》閱讀體驗不只複製了《獨舞》的經驗，更甚於《獨舞》：《彼岸花》是一部引擎過大，促使軀殼無法承載其動力導致破損的雄心之作。
倘若被文案給綁住閱讀視角，那是件很可怕的事（但卻無可厚非），就像已身處叢林，卻傻傻跟隨看似就是十分可疑的指標尋找出口。我無法果決地擔保自己不會陷入上述誘導錯誤中，但既然作為有意識的文學研究生，形塑自己的品味是必然的責任。關於以酷兒包裝《彼岸花》就是個明顯的錯誤，並非任何沾得上邊的關鍵詞彙都可以不負責任地扣上帽子將其歸類（酷兒與同志概念我是認同彼此流通的概念，但酷兒會比同志有更多玩味的資源納入）。我甚至感受不到主角宇実和撿到他的（有趣的是，使用「他」我默默認定這是李的書寫策略，他大於她，重疊了〔島〕意圖強調生理女掌控主權意味）游娜扣除些許隱約親密互動又能代表著什麼，兩人關係的發展脈絡是不是又能跟吊橋效應扯上關係？總地來說，如果只因為李至今作品都是以同志為題而認定新作與同志必有相關，這反而才犯下李在後記重複強調，她拒絕因她一路以來書寫重點產生的錯誤認知的澄清吧？
在語言實驗上我想了又想，大抵來說並不如性別領域的誤用讓我來得反彈（此舉甚至無關乎作者，真是可笑的我）。這連帶與李出手明顯的烏托邦寫法因而造構出的歷史，有更多重性的疑慮是我受之糾纏走不出去的：到底我該多麼認真看待作者強先一步宣告一切都是烏托邦之言論，審視她打造出來的〔島〕歷史有多麼荒謬？簡略來說書中提到，被母國驅趕的人們乘船逃到〔島〕，卻要跟同樣從［台灣〕逃過來的難民搶土地搶資源。血戰染紅這片土壤，「有一天終於突然意識到自己有多麽愚蠢，再這麼打下去，和那些把自己趕出〔日本〕的身份高貴的人，以及單方面攻打過來的〔中國〕，又有什麼不同？男人們站起身，轉頭看了看自己身旁這座被鮮血染成鮮紅一片的〔島〕，這才驚覺到自己創造的歷史有多可怕，突然害怕了起來。於是男人們決定把「歷史」交給女人司掌，自己呢，就從歷史的舞台退場了。（頁177-178）」轉念之間，把持已久的權位被簡化地轉讓給女性，還是那群被他們欺凌已久的「附屬品們」。這是這部作品最弔詭的地方，李在這個她所為「烏托邦」的框架底下，輕易地將人分成「男人」，與「不是男生的人」，也就是女人兩類。女人變她寓意成「絕對的善」，甚至連一絲絲對男性的復仇衝動也無，彷彿聖母。這種道德崇高的想像我不曉得該說是她發揮盡「烏托邦」特質，亦或者如前述我提及，她在自己的作品裡，灌輸了誇張到使讀者進入都令人畏懼的個人意識傳教。
而這種男性決然等於暴力的偏差概念，如遺毒般在乃呂的思維中發揮到了極致。因乃呂是唯一能繼承〔島〕「歷史」的職業別（像是國家機要歷史檔案庫管理員），可以成為乃呂的也就只有女性，這代表著，成為乃呂也繼承了「女性」「社會性別」的受害者身份。一方面乃呂因此多少對男性產生敵意，一方面又為避免憾事重新上演，必須繼續繼承「歷史」並且保密傳給下一代乃呂。但不管怎麼想，這都是萬分弔詭的文化，選擇守密在否種程度上不正代表內心仍對男性產生不信任，並扁平「男性」意義，將男性與暴力畫上等號，無法還原真相？如果不提這是所謂酷兒文學倒還好，一提不正是提油救火？我還以為不管酷兒抑或同志文學，都是承認人受生理性別之苦，因此才試圖凸顯、探索跳脫其限制外的「可能性」，倘若單單僅彰顯在宇実與游娜的曖昧舉動，實在太瞧不起同志文學了吧？
我實在不希望我上述批評重疊了任何李的書寫原意，畢竟，不管是李的受訪、後記、社群平台發言，我自然而然會認為她對性別議題自有她的看法，「愈在乎，才會愈意識到痛苦」，不至於會做出如此低劣的寫作策略。我的意思是，換個角度來看，會不會〔島〕的「歷史」在她原意其實就正是期待被讀者攻破的假想？倘若如此，那《彼岸花盛開之島》還真架設了一個很好的擂台，讓人暢所欲言烏托邦式小說的創作底線可以到什麼程度，以及還有什麼未盡之業是讀者作為讀者該去挖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