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這一篇應該用台語白話字（Pe̍h-ōe-jī或POJ）來書寫才對味。
台南青年路上的臺灣教會公報社正好就在育樂街底部的路沖位置上，五六層高的大樓頂部安了閣樓和八角屋頂，屋頂上紅色十字醒目，站在路口對角的巴克禮公園裡抬頭望去，視野幾乎全被建物整體給佔據。
綠燈亮起過街，騎樓下的電箱特意包裝成藍底白線的插畫設計，印刷機分解成像是拆封鋼彈模型時的零件，一旁鐵製扶手雕花華麗，拾階而上便能進到轉型為禮品販賣部的臺灣教會公報社總社一樓，適逢聖誕節前夕，許多跟救主誕生相關的商品一字排開，從項鍊首飾到蠟燭燈具、鋼筆卡片，一應俱全。不同時期的打字機也和商品們擺在相同空間，和印刷機成對角分佈的位置特意鏤空裝上玻璃，能直接看見地下室成捆成冊的報紙和雜誌，託大學部課程的福，許多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聚在中央樓梯左前方小小的空間旁，聽牧師用台語解說當年馬雅各的事蹟，同時引導每個人操作那台印刷機的複製品，那天可以選三種拓印版本體驗印刷，臺灣府城教會報的首刊封面、用白話字拼寫的「Khiam-pi tsiū ē ū Chun-kuì」、或是春聯上的中文「福」字。
基督長老教會19世紀中來到台灣之後，先後在台南、高雄、屏東等地創立醫院和宣教，北部也有從淡水開始行醫的馬偕博士，而創立台南新樓醫院的馬雅各醫生於1880年捐贈了台灣第一台臺語白話字印刷機和鉛字等印刷工具給教士們使用，可當時並沒有人懂得如何操作，因此巴克禮牧師回英國學習印刷技術，並在1884年再次來到台灣之後，借用新樓醫院的東北角作為工作室，命名為「聚珍堂」，也可喚做「新樓書房」，也就是教會公報社的前身。
當時臺灣人的普遍不識字，漢字的認識只掌握在極少數的知識份子手中，長老教會的牧師們認為問題出在漢字無法表達當時人們嘴裡說出的話語，導致學習跟使用上的困難，因此他們大力推廣「直接拼寫出語言」的白話字，並透過發行報紙來傳遞資訊，雖然當時南部地區的教徒總數約莫只有兩千多位，嚴格說起來不能算作是「大眾媒體」，但確實也算是一種開創性的嘗試。
「只要會講，那白話字你很快就能上手，因為你怎麼講就怎麼寫，不用再多記另一套文字。」牧師這麼說道。
教會報本身改名多次，從一開始的《臺灣府城教會報》到現在是為《台灣教會公報》，發行至今只停刊兩次，一次是二戰期間，另一次則是1969年國民黨政府以「可能鼓吹台獨」的理由禁止其使用白話字發刊，因此公報社只得全部改為漢字重新出發，也是前後延續一百三十多年仍持續出刊的報紙。從創報初期貼近教民生活的各項知識（從聖經釋義、國際時事到婚喪喜慶都有）到戒嚴時期的政治參與（如1991年的〈台灣主權獨立宣言〉），雖然根本大方向的信仰意味仍濃厚，但仍舊是積極入世影響社會運作，宗教組織對於整體社會最直接的貢獻或許就在此也不一定。
這在我們的思維之中或許較難以理解認同，畢竟台灣歷史中跟宗教牽扯上關係的許多都是官方定調的「叛亂」，然而宗教在歐美國家卻和社會關係密切，像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開始有屬於自己階級意識的時期，循道宗便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是凝聚和聯繫彼此信念的存在，甚至間接導致後來獨裁政府的崩台瓦解。
但用這種形式來看待台灣的宗教組織似乎又過於簡化，姑且不論年輕人之間風行的新興宗教，無論是哪種宗教好像都是在一個大架構大目標下包裹著各種意識形態、目的、私慾、風土民情等⋯⋯錯綜複雜的關係，又或許得像是布迪厄所要傳達的那樣，必須把每個個體或組織視為個案來處理，如果真的必須如此，可能窮盡人生也無法參透所有事情吧？可是回過頭來，所有的領域似乎也都是這樣，總不能因為沒辦法完成所有事情便一步也不敢踏出去吧？
負責解說的風趣牧師終於介紹完畢，大家排隊體驗，我選了首刊封面作為圖案，擺在面前的複製品已再次改良過，聽說是之前在台北展出時被小朋友玩壞，只好想辦法更簡化使用方法，只要一拉一壓，圖案就全轉印到了紙上。
紙製資料夾收好圖樣，沿著牆面整排不同時期的打字機來到中央樓梯，二樓是主打宗教相關書籍的書店和自助式咖啡吧，可以自由投錢入捐獻箱換得一杯咖啡，幾個大學生在大桌邊坐下看書，風乾方才印在厚紙上的油墨圖案，靠近靠近路口處那側也有另一個隔間專門販賣基督教音樂CD，我和學姊晃了兩圈後只看了幾本繪本，便再度下樓。
體驗完印刷之後就是自由活動時間，學姊和我在門口處分道揚鑣，我過了馬路後才注意到和大樓相對的大石碑，上頭紅字明顯「馬雅各青年公園」是標楷體，「二〇一六．六．十九」是新細明體，標準便宜行事的中華民國美學，和對面百年多來傳承的信念形成強烈對比，不過台灣的街景（包括道路設計）一直都是這樣充滿衝突及違和，多一點理解，或許就能像巴克禮當年被民眾潑糞時一樣溫和回應：「朋友，你們這樣做太可惜。」
或許吧？或許，也可能是我的底蘊仍然遠遠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