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陪伴自殺者遺族走過傷痛之路？專訪林萃芬心理諮商師

廣泛來說，自殺者遺族是指「因為自殺事件而受傷的人」。

一個人因為自我傷害逝去，逝者身邊的家人、伴侶、朋友、甚至是工作的同事或是學校的同學，都可以算是「自殺者遺族」。對他們而言，除了為消逝的生命感到悲傷以外，還會夾雜著自責、悔恨，活在無限的懊悔之中，加上社會觀感普遍對此懷有異樣眼光，其他親友甚至有著偏見和批判，「你的家庭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無法阻止悲劇？」如果是情感問題，伴侶還會面臨到「你為什麼要離開他？」除了這些一連串深具質疑性的問題以外，更甚者，還會被直接指責「都是你害死他的！」

社會用比平常更嚴格的眼光，審視自殺者遺族，更讓他們害怕談論傷痛、難以訴苦，都讓大眾長期忽略：自殺者遺族也是受傷的靈魂。

相較因病或因意外離開的生命，自殺者的親友總是會質疑自己做得不夠多，才讓悲劇發生。如果當時做了什麼事，就能阻止悲劇。尤其收到逝者求救訊息的親友，會反覆的質疑自己：「那個時候，為什麼我就不包個計程車去找他？」原本有答應要陪逝者去一趟旅行的親友，則會假設：「如果我當時陪他去，是不是他心情就會好一點呢？」年輕的學生在校園墜樓，父母直到蓋棺才跪地崩潰，自責自己給孩子的課業壓力太大，成為壓倒孩子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樣的故事不勝枚舉，每一個自殺者遺族，都活在自責內疚當中，無法自拔，有什麼辦法可以停止這樣的迴圈？

「自責是每個自殺者遺族的必經之路，除了自責，自殺者遺族的情緒是很複雜的。」萃芬老師分享，曾經有位母親，親自將離開的孩子，從繩子上抱下來，最後的這一幕、這個擁抱，讓母親怎樣也忘不了。在諮商的過程，她不只難過孩子的離去，也憤怒孩子的選擇，還夾雜著懊悔，母親問萃芬老師：「如果我做了什麼，是不是就不會發生？」

萃芬老師回答這位母親：「不是妳做了什麼，孩子就一定會選擇不一樣的結局。」母親突然就釋懷了一點點，或許母親本來就知道這個答案，只是需要有別人來提醒他：我盡力了，但悲劇還是有可能會發生。

自殺者遺族對於逝去親人的傷痛，往往是不想提、不想談、不想碰觸。身邊的親友即使想關心，也不知道該如何啟齒，就連心理專業的萃芬老師，在陪伴的過程中也會感到無力感。當朋友的母親意外身亡後，兄長也燒炭離開，萃芬老師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朋友從樂觀開朗到悲觀低沈，連身體外觀都有巨大的改變，卻因為對方的抗拒而無從介入。

如果遺族將內心封閉，身為陪伴者也不用過於心急，可以先從「陪伴」開始。陪伴有兩種方式可以參考：

（1）去做他日常就會做的事情，例如逛逛展覽、看看表演，讓日子照常度過。

（2）去創作能短期看到成果的事，例如畫一幅畫、捏一座陶藝品、種種植物，再次看到生命的歷程。

林萃芬老師特別提醒：不建議將遺族帶到郊外散心，避免有意外發生；也建議無論是出門或回家，都要陪在他的身邊，避免讓他落單。

對遺族而言，請求幫助，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如果今天是主動求援的遺族，當他願意說出口，代表他願意讓人碰觸傷口進行治療，如此一來，才能讓傷口癒合，走過傷痛，讓悲傷得以紓緩。但相對的，如果他們沒有得到適當的回應，可能又會縮回自己的殼內，下次需要更多的勇氣，才能再次跨出心坎。所以當遺族願意傾訴時，我們能做的就是「傾聽」，盡量讓自己成為一面鏡子，誠實映照對方的情緒，不多做批評的專心聆聽，讓他能宣洩情緒。

每個生命都有不同的故事與傷痛，而在陪伴遺族的過程中，即使說著「我懂、我可以理解、我同理你」，但沒有完全相同的經歷，遺族不一定真的感到被同理。而在美國有一種「傷心小組」，是由一位專業心理諮商師，再上兩位自殺者的親友，一起接受諮商，在彼此安慰的過程中自我療癒，重新找到生命的價值。

讓自殺者遺族完全釋懷、停止自責，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因為喜怒哀樂，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我們不用特別提醒要「走出」悲傷才能開始新生活，而是試試看擁抱悲傷，陪伴遺族找到「我們還能多做一點什麼事」的動力，讓自責愧疚的無力感，轉化為繼續正常生活的行動力，一起重新找到生命的價值。

原文刊載於：冬瓜行旅►點此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