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反戰與轉型正義:從二二八事件到烏俄戰爭，討論影像裡的戰爭意象

在一年前的今天，普亭宣布入侵烏克蘭，而在76年前的2/28，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鎮壓要求政治改革的人士；在歷史與文化歷經千百年後的今日，仍有許多當權者將權力與利益凌駕在人民之上令人不勝唏噓。本次專題選擇十部劇情長片，從政治、從戰爭、從國家走入轉型正義的過程中切入，藉由影像這個載體解構創作者是怎麼去呈現這一件件歷史悲劇。

在獨裁與威權的年代下，影像常作為意識輸出工具成為政府的政治宣傳工具，比方《北非諜影》（Casablanca,1942）作為美國影史上最成功結合政治宣傳與愛情元素的電影，其地位在影史上不言而喻；而當影像創作者對於現狀或歷史的不認同，甚至是勇於挑戰當權者時，這些作品具備的寓意是更長存的、是更能夠讓社會引以為戒的。

當2014年人民團結起義自發組成雨傘革命時，香港電影創作者們以《十年》（Ten Years,2015）對現狀做出了一個非常好的回應，本片作為影像創作者們對香港十年的想像成為了香港未來的預言書，被中國政府全面封鎖，然而其多段式的拍攝與在建構影像的意識讓這部作品拿下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影片。《十年》無疑地展現了香港創作者們無畏強權地對未來的暢想不僅驗證了日後中國政府的惡行，也為香港的歷史傷痕留下了一個紀錄，這部作品也說明了在上位者脅迫人民的時候，勇於發聲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情。

而作為張藝謀早期的電影，《活著》（To Live,1994）忠實呈現了從土地改革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歷史，展現上一代中國人對於極權政府無力抵抗的悲歌，本片針對毛澤東時期的政治策略多有諷刺且呈現底層人民為生活掙扎的真實面，因此《活著》也成為了第一部在坎城斬獲評審團大獎與締造首位華人影帝卻在本土無法過審的華語片。諷刺的是，近期張藝謀導演的作品諸如《懸崖之上》等主旋律電影都頌詠著中國政府，其電影風格的轉變也讓人質疑當一名影像創作者失去創作的本意而為掌權者所服務時，這個作品的核心是否再具有其存在價值。

作為討論戰爭的影像作品裡不乏充斥著對於人性的扭曲與無數由真實場景的呈現所帶來的震撼，在如同《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1930/2022）等戰爭與歷史題材的作品裡更叩問了戰爭起始的核心：除了仇恨與利益外，究竟戰爭存在的意義是否只是少數既得利益者透過掠奪的手段鞏固其自身地位的手段之一？

作為史丹利庫柏力克經典反戰電影的《光榮之路》（Paths of Glory,1957）從一戰的真實事件切入，本片討論了因不服從上位者執行自殺式襲擊的小兵是如何形同螻蟻一般地被緊捏在不用親臨前線的軍官手上，諷刺的是這場行動的存在與「光榮」沾不上任何關係，甚至只是為了好大喜功的軍官所開打。《光榮之路》事導演在影史上評價最高的一部作品，與其他反戰作品相異的在於本片以導演獨具特色的詼諧寫實式手法處理戰爭裡乏人問津的核心主軸：一場戰爭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戰？是光榮抑或是利益？

以類似卻又不盡相同的手法拍攝的知名的越戰作品《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1979）雖然並未完全透過戰爭的本體批判與反思戰爭存在的意義，卻將敘事主題聚焦在戰爭與極端環境下人類心性的改變，其藉由心裡狀態與驚恐的呈現也讓本片的反戰意象以更直接衝擊的方式浸入觀影者的意識中，也讓本作斬獲了坎城影展金棕櫚獎。

而也有以較為溫和且寧靜的鏡頭捕捉戰爭的電影，比方《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In This Corner of the World,2016）裡對於軍國體制下人民被塑型的討論，本片在對於戰爭前後的描寫與對比以及塑造角色心路歷程的纖細使其獲得日本最具權威的媒體電影旬報票選為年度最佳日本電影，其故事概括雖然簡單，卻又細緻入微地以小人物的故事關懷在戰爭底下飽受摧殘的人類該如何在仇恨與自責中重建自我。

以小見大的電影作品也存在於去年日舞影展拿下世界電影最佳導演獎的作品《沒有煙硝的日子》(Klondike,2022），本片以最內斂且克制的鏡頭呈現頓巴斯戰爭下的人民，其控訴力道不亞於滿是戰火與砲聲的反戰電影。在本片於日舞影展及柏林影展放映後沒多久，俄羅斯總統普亭宣布入侵烏克蘭，今昔對比之下《沒有煙硝的日子》也成為了讓這個開端能被世界看到的重要電影作品，以筆者的觀點來看，捕捉真實人民的故事比起以大量華麗且無意義的特效所拍攝的作品更有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也因此以真實事件改編的人物傳記式反戰作品絕對是影史不可缺少的，比方使Adrien Brody成為奧斯卡影史上最年輕的影帝作品《戰地琴人》（The Pianist,2002）以著名鋼琴家Władysław Szpilman經歷的二戰時期納粹反猶太的傳記故事所改編，本片的特色在於其安排了在納粹軍營裡不願對男主下殺手的「貴人」，這些戰爭中仍保有人性的人類與冰冷的戰爭形成強烈對比之外，筆者認為其最重要的是讓這些反戰作品回歸紀實與關懷的本質。

無獨有偶，改編自Solomon Perel真實故事且斬獲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的《歐洲歐洲》（Europa Europa,1990）也以類似的方式進行敘事，而本片在上映時由於對於納粹罪刑直接描寫致使德國拒絕提交本片作為奧斯卡國際影片代表引起了廣泛討論，相比1970年於華沙猶太區陣亡者紀念碑前下跪道歉的西德總理Willy Brandt，《歐洲歐洲》最大的價值在於其在真實世界裡推進了轉型正義的進程。

轉型正義是一種獨裁專制國家轉化為民主社會的必經歷程，透過檢視以及處理歷史正義來面對歷史的不公義，還與歷史真相並藉以增進社會資本。用一段話概括，即「對真相的挖掘以及弭平受害者的過往記憶，並盡可能地進行補償正義」。

有時，當真相難以一言以蔽之時，影像作品也能夠成為推動轉型正義的重要媒介，以後來成為烏拉圭總統的José Mujica 為原型的電影作品《長夜囹圄》（A Twelve-Year Night,2018）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本片還原了烏拉圭獨裁暴政時期打壓異議份子的歷史故事，一眾遭受精神虐待的知識份子倚靠著對於光明未來的信仰度過了長夜囹圄。

最後，於威尼斯影展榮獲金獅獎、今日數位修復上映的《悲情城市》作為臺灣上上一代人民的集體記憶，還原了二二八事件的衝突與後續與相關聯的鹿窟事件，當一個國家足夠民主、足夠自由時，這個社會是允許我們去緬懷、悼念過往為來之不易的自由所付出的前輩們，筆者認為這也是轉型正義與相關電影最重要的使命。

在觀賞一部作品時，筆者常常會思考著：這部作品對於社會的價值再哪？一部作品的形成需要大量的人員、大量的金錢去組建出來，無論是紀實也好、警示也罷，相信上述這些作品都為這個世界貢獻了許多能讓觀影者反思的價值。最後，轉型正義的目標從來就不是撕裂民族，而是藉由此法弭平民族的嫌隙，還原歷史的真相，防止威權與專制在臺灣重蹈覆轍。也願烏俄戰爭早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