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仔

剛搬到南門路時，認識的街坊鄰居不多，多半都只是點頭之交，見到面就笑笑點個頭打個招呼，正對門的蔡家姐妹就是個最好例子，等到再聽到姊姊名字時已經是三十幾年後的幾個禮拜前當選大法官的新聞了。

蕭仔是第二個認識的朋友。

曾經有一位長得黝黑的同事，帶著女朋友在忠孝東路逛街，女朋友走進某家服飾店看衣服，這位同事就坐在路邊機車座墊上抽起菸來。警察騎機車經過時看到他，特地又繞回來，把機車停好走向他。我這位同事還沒搞清楚怎麼回事，兩名警察已經一前一後包夾著他。

他抬起頭看著站在他面前的警察。

四目相接。

警察很帥氣地用英文直接對他說：”Passport, please.”

蕭仔就跟我這位同事一樣，長得黝黑矮小，貌似東南亞來的勞工朋友。

就像那個年代我的許多同學家裡一樣，蕭仔家裏也是做出口成衣生意，工廠就在透天厝的一樓，女工們住樓上隔出來的宿舍，蕭仔很熱情地常邀請我到他家去參觀女工們的寢室，他對女工們晾在寢室裡的貼身衣褲有著青春期激素分泌導致的旺盛好奇心，極為大方地邀請我們這些街坊鄰居分享。

升上國中，那一年戶籍所在的建興國中有不同的編班方式，校方決定把行之有年的能力編班考試取消，改成先以戶籍地編班，待得一個學期過後，再以學期成績為基準進行能力分班。

於是同一條187巷及前後巷子的小屁孩們全部都編在同一班。上課下課，甚至連補習都同進同出，沒什麼零用錢可以揮霍的我們，除了偶而應熱情邀約到蕭仔家看他所謂的收藏之外，就是騎著腳踏車東奔西跑。

國三聯考前最後一次模擬考混得太兇的我一整個考砸，從曾經的十名內掉到全校名次排到兩百名外，我嚇呆了，遂決定除了吃喝拉撒睡以外，三更燈火五更雞的都坐在書桌前面懺悔改過。蕭仔可以從他房間看到我的房間燈光，幾個晚上過去後，他跑來按我家電鈴，問我是不是晚上都開著燈睡覺，他熬夜熬到快受不了還不見我關燈。

上了高中之後，蕭仔留級了一次，我補考了兩次，然後他都在現在的愛國婦人館——之前的市立圖書館南門分館跟以前建興國中的同學鬼混。而我除了青年社社務之外，忙著單戀與少年維特式的自怨自艾，遂跟蕭仔漸行漸遠。

放棄了大學報到，準備入伍的前一日，蕭仔突然約我吃飯，要幫我踐行。

那是在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十日晚上，我們坐在南門路的麵攤，炒了幾盤小菜，即將聯考的蕭仔與隔天要入伍的我，言不及義的一邊聊著一邊一杯又一杯的喝著台灣啤酒，結果我們都喝醉了。

歲月流逝，中間發生了許許多多的事，我退伍，上班，打工，重考。 蕭仔後來考上了中央企管，一年即沒唸完就被double 二一退學，然後當兵，退伍，重考。

來到八十年左右，我去徐州路台大法商學院宿舍找同學時，竟然遇上了蕭仔，原來他重考考上了台大經濟系。我笑著問英文十分不好的蕭仔：

「靠北，你英文不是零分嗎？」

他笑著說，因為他重考那一年聯考數學考滿分。

人浮於世，大家忙大家的，等到下一次見面又是十餘年之後。

那天早上在汐止的老東家搭電梯趕赴另一個樓層的另一個會議，看到貌似外籍勞工朋友的蕭仔穿著圍兜手上提著兩個花籃在電梯裡，

我問：「幹！你怎麼在這裡？」

他問：「幹！你怎麼在這裡？」

蕭仔畢業之後——精確一點的說法是，我也不曉得他是否真的畢業，因為他的大一必修英文始終沒有及格，就開了一爿花店，自己當起了老闆，巧的是他的花店開在民生社區，離我家頗近，彼時服務的老東家又是他的主顧，才會有在電梯巧遇送花的他這件事。

我曾經去花店找過他幾次，他總是在忙，也不好意思打擾他，遂在Facebook上加了好友，想來至少在線上了解一下老友的動態。

才沒有多久的一段時日，再經過花店門口卻已是貼著遷移啟示人去樓空。納悶的是連去處都無從得知，連臉書都不再更新。

有許多種可能，花店收起來了？結婚了？另起爐灶了？抑或是我被刪除好友了？忙著與現實拼搏得我也沒細想，也就算了。

不久前回家，母親突然問：

「以前住我們家後面那個蕭仔你還記不記得？」

「記得啊，他開花店啊，怎麼了？」

「老鄰居說他肺腺癌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