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專題（上）：我為什麼成為一名盜賊

撰文：王宥勝

1905年3月8日，法國亞眠（Amiens）的地方法院正式開庭審理一項竊盜案。

在法庭的外面，是成群結隊的聲援民眾；而在法庭內，被告席上坐著一位衣著得體、舉止紳士的男人。

早上10點，當囚車抵達法院門口時，這個男子神情自若的跳下車來，對著在場的民眾輕鬆一笑，喊了一聲：「無政府主義，萬歲！」，現場歡聲雷動，上千人在法院門口合唱起《國際歌》，弄得法庭上下神經緊繃。好不容易進入審判環節，法官的槌子重重的落了下來，如同一記驚雷砸進了蔥鬱的原始森林，厲聲質問起眼前這位衣冠楚楚的男人：「說，你為什麼成為一名竊賊？你為什麼要專門對富人行竊？」

對呀，你為什麼專門偷富人呢？這是一個坐在原告席上的社會名流們也想知道的問題。法庭外的抗議此起彼伏，軍警排成了人牆，荷槍實彈的戒備著，深怕外面的這幫群情激憤的吃瓜群眾會突然劫獄。

男人不緊不慢的站了起來，環顧四周，開始對著在場的眾人慷慨陳詞，題目就叫《我為什麼會成為一名竊賊》。

對著法院內這些有頭有臉的資產階級，馬里烏斯·雅各布（Marius Jacob）義憤填膺的說：「販酒的奸商和妓院的老闆發財致富，而真正的天才卻在貧困交加中死於醫院的病床上。揉麵板的師傅缺少麵包；做了幾千雙鞋的鞋匠露出了自己的腳趾；織布的工人衣不蔽體；建造宮殿的石匠在小屋子裡苟且偷生。什麼都生產的人甚麼都沒有，什麼都不生產的人卻什麼都有。」

「你們稱一個人為小偷和強盜，對他施以嚴苛的責罰，卻不捫心自問他是否還能成為什麼別的。我們可曾見過生活舒適的食利者入室行竊？我承認，我沒聽說過。至於我自己，既不是食利者也不是地主，我是一個僅僅靠著四肢和大腦在努力維生的人，不得不與眾不同些。社會只給了我三種生存方式：工作，乞討或者盜竊。事實上工作遠非可恨，反而讓我高興，畢竟人離不開工作。我痛恨的是為了那麼點微薄的薪水流血流汗，還有我被剝削的剩餘價值反倒成為了為別人創造的財富。」

「總之，我認為屈從於工作是可恥的。乞討是墮落，是對一切尊嚴的否定。每個人都有權享受生命的盛宴。人不應該乞求生存的權利，人應該無條件的行使它。」

「因此，盜竊是歸還，是收回。與其被關在流放地一樣的工廠裡沒日沒夜的工作，與其乞求我所應得的東西，不如起身奮力反抗，向富人發動戰爭並收回我應得的那部分成果。」

無論雅各布的理由正確與否，至少有一點我們無法否認的：這個社會不公平。不平等是人類社會的頑疾，早在《漢書·食貨志》裡就曾悲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百姓成窮鬼了，沒油水可榨了。按照《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的說法，則是：「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內心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雖然詩寫得不怎麼樣，但貴在傳神，貴在一針見血。從古至今，總是有些人峨冠博帶，有些人吃糠咽菜；有些人腰纏萬貫，有些人家徒四壁。我逍我的遙，你上你的吊，沒有人喜歡悲歡離合，也沒有人喜歡陰晴圓缺，但此事古難全。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是剩下的99%。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不平等的代價》一書的開頭上來就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末日景象：「2011年5月15日開始的西班牙示威活動中，年輕的抗議者打出的口號是『憤怒的一代』，他們的憤怒源於金融業某些人士的不良行為造成太多的西班牙人承受太多的痛苦——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西班牙年輕人的失業率超過了40%。在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者也喊出同樣的心聲：一邊是許多人失去住房和工作，另一邊是銀行家坐享大筆獎金，這種不公平的現象真的讓人惱火。」（p.4）

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是：「我們是99%」，引起無數人的共鳴。當然，在35樓落地窗旁敲著電腦處理著IPO細節的機構投資人沒有什麼共鳴，他們只會耳鳴，嗡嗡嗡嗡嗡。

農村武裝青年有一首意義很深刻的歌，叫做《囡仔你敢知》，裡面唱到：「囡仔你敢有看著大人的世界充滿暴力的政治？囡仔你敢有聽著大人的語言充滿思想的控制？囡仔你敢會知影社會的亂象來自錯誤的教育？囡仔你敢有了解學校教咱競爭親像殺人的方式？」

羊吃草，狼吃羊，人吃狼，上等人吃下等人，完整的生態循環，遵守塞倫蓋蒂法則。

用《商君書·畫策》裡的話來說就是：「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眾暴寡。」，大家用拳頭說話，誰能搶誰是老大，整個世界進入了霍布斯《利維坦》裡那勃勃生機萬物競發的狀態，《莊子·胠篋》裡感傷的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一點也沒說錯。

當你剝削一個人時，那叫做霸凌；當你剝削一群人時，那叫領導；當你剝削所有人時，那叫做愛民如子，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陳丹青有段話說的特別痛快：「他手握槍炮，你拿個菜刀就算兇器；他左擁右抱，你嫖個妓女就算流氓；他鈔票成噸，你擺個攤位就算違法；他豪宅無數，你搭個窩棚還要被強拆......」

不平等像是人類歷史中的幽靈，踏著《皮爾金組曲 Peer Gynt Suite》裡《山魔王的宮殿 In The Hall Mountain King》的音調步伐在每一個篇章遊蕩，伺機吞噬著人類的靈魂。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我們都不喜歡成為那99%，問題是，什麼是1%？在不平等面前，我們很少緊張過平等的意義。「99% v.s. 1%」的敘事（narrative）有兩大問題：其一，過度將矛盾集中於可支配收入上（或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對生產資料和剩餘價值的掌握），而忽略其他造成不平等的因素，也沒有釐清不平等的多種可能形式；其二，拉幫結派，借用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概念，把階級這個「想像的共同體」當成所有矛盾的來源，將不平等問題「同質化」（homogenization），說的好像大家都是階級兄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而忽略了個體一開始就存在的差異。窮人窮窮窮一堆，富人富富富一團，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99% v.s. 1%」本質上是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然而，不平等還會以其他方式存在，只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並不在乎。如果要做出一個粗略的分類，我們應該可以再將不平等細化到：「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階級與階級之間的不平等」以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來討論。不平等並不單指階級的不平等，階級之下還有個體，階級之上還有國家。個體的內部有表徵遺傳學和腦神經科學的因素，國家的外部還有資源稟賦和地緣政治的掣肘；沙俄的農奴與美國的工人誰過得比較慘，這是一個好問題；剛比亞王國的首領和大明王朝的天子究竟誰的日子比較舒服，這也是一個好問題。

在以下的文章中，我們將討論不平等的三個維度。我們將從個體基因差異的角度出發，逐步展開，上升到分析階級矛盾，最後止步於國家的興衰成敗。人生百年如寄，且開懷，一飲盡千鍾。就讓我開始這段思想馬拉松吧。

人與人之間平等嗎？表徵遺傳學和腦神經科學告訴我們，人類的個體其實是擁有巨大差異的。討論不平等議題時，我們不能忽略個體差異所帶來的條件差異。

在討論不平等之前，必須先明確一件事：為什麼要平等？

之所以要爭取平等，就是為了幫自己創造一個舒適的生存環境，這才是最要緊的。之所以要為所有人爭取平等，是為了保證「人生」這場樂透可以讓當事人更有利。

站在羅爾斯（John Rawls）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後面，平等原則可以保證自己在該倒楣的時候，不至於倒的太難看。人有悲悲離離，月有陰陰缺缺，「公平」這個概念，事實上就是一種意外險。

大賢至聖先師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裡就不厭其煩地提醒我們，生物是自私的，我們活著最大的任務，就是替自私的基因爭取最優的生存環境。

道金斯在書中強調：「個體是不穩定的，它們在不停地消失。染色體也像打出去不久的一副牌一樣，混合以致被湮沒。但牌本身雖經洗牌而仍存在。在這裡，牌就是基因。基因不會被交換所破壞，它們只是調換夥伴再繼續前進。它們繼續前進是理所當然的，這是它們的本性。它們是複制基因，而我們則是它們的生存機器。我們完成我們的職責後就被棄於一旁，但基因卻是地質時代的居民——基因是永存的。」（p.56）

我們只是基因的容器，保固期雖然隨著醫學發展而延長，但總的來說用過即丟。人類對於傳宗接代的執著，本質上就是基因對於保存自我的執著。基因是無意識的，但是它們有保存遺傳信息的本能。這種本能遍及三界，世界上的萬物都有，就算是病毒也有。病毒瘋狂的自我複製，就是為了在最大程度上延續自己的存在；而人類比較奸巧，大量複製太廉價了，重質不重量的人類會將生育控制在一定的數量之內，嚴格受到雌性生理期的制約。人類父母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會給予幼童力所能及內最好的照顧，確保自己的基因可以平安傳遞，走的是VIP貴賓體驗。

因此，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小櫻桃小芭蕉長大了，上一代就可以去死了。

為了保存自我，人體被演化的無比複雜，一顆大不叮咚的腦袋裡每毫秒都在進行著上億次的神經連接和計算：枵腸轆轆時會去「鱸肥菰脆調羹美」，藉由進食來獲取能量；眾口嗷嗷時會去為五斗米折腰，藉由工作來獲得薪水。

薪水的本質是生存資源。從前在野外打獵，現在蹲在辦公室裡打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當一年人類撞一年腦袋。只要有機會，人類就會想方設法擴大自己對生存資源的佔有，想方設法做到「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最好四十年來家國，還有三千里地山河都是我的，就我一個人「酒味已醇新過熟，蟹螯先實不須霜」，獲得上天眷顧，你們其他人都去雪花飄飄、北風蕭蕭。

追求不平等是生命的個體本能，壟斷資源是生命的終極追求，否則我們不需要瘋狂的向外吞噬。這麼努力考大學幹嘛呢？這麼努力找實習幹嘛呢？這麼努力想要找個男女朋友幹嘛呢？這麼努力討好主管幹嘛呢？這麼努力繳孩子的學費幹嘛呢？這麼努力存退休金幹嘛呢？

這麼努力活著幹嘛呢？

這麼努力，是因為我們是基因的奴隸。

至於我們體內的基因，它們很貼心。它們擔心我們這個精密儀器發現真相然後崩潰，因此為我們準備了「意識」這個外掛。我們可以東想西想，想著怎麼蒐集物資，怎麼規避危險，意識不但可以讓我們思考自己要怎麼在最短的時間內爬上總經理的位置，還可以創造出各種幫助自己活下去的概念。

在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 Ostrovsky）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裡，作者就發明了一個活下去的理由：「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當他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人應當趕緊的充分的生活，因為意外的疾病和悲慘的事故隨時都可能結束他的生命。」

烏拉！烏拉！烏拉~~~~~~

這些都是概念。「苟利國家生死已」是概念，「留取丹青照汗青」是概念，「真主至大」、「耶穌愛你」還有「西方極樂世界」都是概念。這個問題尼采和卡繆都想過，尼采認為既然「上帝已死」，支撐人類活下去的上帝已經被科學證明不可靠，那麼人類就應該長嘯而起，穿上紅色的內褲，披上帥氣的紅披風，成為一個「超人」(Übermensch），為自己立法，活出自己的彩色人生。而卡繆比較悲觀一點，他看著薛西弗斯推著一顆大石頭上上下下，好幾次差點被石頭壓死，日復一日的折磨，就嘴角抽搐的怪笑了一聲：讓我們假設薛西弗斯是開心的。

待得天晴花已老，不如假裝大晴天。

就是因為人生沒有意義，所以才要假裝自己推石頭的過程是享受的。

既然人性是自私的，人類的所有行為就可以被回溯到演化論的邏輯上。一個簡化版的演化論模型是這樣的：

但這個時候問題就來了。有性生殖的複製和基因轉錄是會出錯的。如果在複製的過程中出了點差錯，那就恭喜夫人賀喜老爺，祝你身體健康。我們很少從這個角度來討論不平等問題。人文主義者總是會信誓旦旦的說：「每個人都是一樣的」，事實上不一樣。

人與人之間是不一樣的，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抱著他的《知覺現象學》，朝著我們微笑。

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評論道：「最強壯的人幹的活最多；最敏捷的人能夠獲得最大的勞動效益；最有創造力的人能夠找到簡化勞動的辦法；耕種者需要更多的鐵具，而鐵匠則需要更多的小麥。於是，在勞動量相等的情況下，有的人得到的收益很多，有的人卻連生活都難以維持。從而，自然的不平等隨著手段的不平等慢慢地發展起來，而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也因環境的不平等而發展起來，變得更加顯著，影響力也更加持久，並且開始以相應的程度影響個人的命運。」（p.59）

他的結論很對，根據個體能力的差異，不平等是自然發生的，但是他沒有再往前考慮一步：為什麼有些人最強壯呢？為什麼有些人最敏捷呢？為什麼有些人最有創造力呢？

在《白板：科學和常識所揭示的人性奧秘》一書中，著名的認知科學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告訴我們，人類的行為會受到遺傳行為學制約，為此他舉出了一些例子：「基因中存在一種單一的、飄忽不定的核苷酸，被稱作FOXP2，它可以導致說話和語言方面的遺傳秩序被打破。在同一條染色體上的一種叫作LIM激酶1的基因，能夠產生一種可以在生長的神經細胞上發現的蛋白質，這種蛋白質有助於個體發展空間認知能力：在這種基因被刪除之後，個體仍然具有正常的智力水平，但不能夠裝配物品、排列圖塊或者復製圖形。該基因的一種變體IGF2R同高水平的一般智力有關，它可以解釋4%的IQ差異和正常群體中2%的智力變異。如果你的D4DR多巴胺受體基因比常規長度長，你就很有可能成為一個喜好刺激的探險者，這種人敢從飛機上往下跳、敢沿著結冰的瀑布攀岩或者有更大可能同陌生人發生性關係。如果你的17號染色體上面抑制5-羥色胺遞質的基因鏈較短，那你很可能會成為一個神經質或焦慮的人，這種人總是擔心會冒犯他人或擔心自己表現得像個傻子，因此他們很難適應任何社交場合。」（p.62）

這意味著，不平等除了存在於階級之中，可能還存在於個體之上。如果你的FOXP2基因受損，交朋友是有點困難的，這種先天劣勢公平嗎？另外，要是某間公司決定招聘Uber司機，這算不算是剝奪了一些LIM激酶1基因有問題的人成為一個好駕駛的可能性呢？外交部挑選外交官時總必須選擇長袖善舞的人去擔任駐外大使，這是不是對「17號染色體上面抑制5-羥色胺遞質的基因鏈較短」的那些倒楣蛋的歧視呢？

這不是選擇，這是初始資源稟賦。「今天獲得高空跳傘的金氏世界紀錄......首先我要感謝養育我的爸媽，感謝一路支持我的女友，感謝我們家可愛的貓咪.....噢，還要感謝我的D4DR多巴胺受體基因。」全場掌聲雷動。

無可否認的是，人類一開始就不是平等的，至少在個體的生理狀態上是不平等的。假設台海打起來，解放軍開著他們心愛的99式坦克在南京東路上橫行霸道，這時假設有兩個人躲在掩體裡扛著國軍自製的紅隼火箭準備偷人家坦克屁股，並假設這兩人中有一個人的基因裡自帶較強的進攻性，做事果決，另一個人膽小怯懦，趴在地上不敢起身，後果會如何？假設就在他們準備偷襲時，跟在坦克後面的ZTD-05抓到了這兩個鬼鬼祟祟的國軍，準備開砲，進攻性較強的那人嗷嗷起身，瞄準射擊，命中後猛然一躍，一溜煙的轉移身形，找了另一個傘兵坑跳了進去，而另一個膽小鬼由於恐懼，一直趴在原地不敢動彈，當99式和ZTD-05搞清楚反裝甲火箭從哪裡射來之後，請問誰會倒楣？

事實上真的有這種「戰士基因」（MAOA基因）。古生物學家彼得·沃德（Peter Ward）在《拉馬克的複仇：表觀遺傳學的大變革》一書中補充道：「該基因令MAOA蛋白產生。這種蛋白質存在於細胞內，分解多巴胺和其他化學物質。我們的行為和健康狀態都源自我們細胞內的化學物質。多巴胺是一種保護我們免受抑鬱的神經遞質，所以激活MAOA基因會抑制多巴胺，就可能會激發攻擊性。」（p.139）

這公平嗎？或者說，我們應該在這個程度上計較公平嗎？很多事情，其實在被迫出生的那一剎那就已經決定了。由於人生很多時候過於莫名其妙，基督教於是宣稱這是因為人類帶有原罪，佛教徒說這些都是前世業報，還有一些更幽默的解釋，包括星座水逆、祖先牌位不正、情敵紮小人、或是乾脆說祭改給的功德金不夠等等，不一而足。

用《物種起源》的角度來看人生，人生不過就是一場和大自然的競賽。環境不斷的在改變，在有些環境裡自己是適者，有些不是，如此而已。在你該倒楣的時候，就是會倒楣的。

倒楣只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

我們說的1%和99%，完全是站在財富積累的角度上來討論的。但是當外部環境劇變時，財富不一定不是一種詛咒。

對平等這個議題而言，有一個很嚴肅的先驗難題，就是我們怎麼去「確證」不平等？比如說，就性侵而言，性侵（一般而言）絕不會發生在雙方的權力和體型對等的情況下，因為侵犯的本質是強迫，強迫的先決條件是雙方的不對等。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性侵很有可能來自於自控力的缺乏，在某些情況下，性侵表現為一種腦部神經抑制系統的失靈。那問題就來了，性侵犯會不會羨慕自制能力正常的人？自控力的不平等是不是一種真實的不平等？又什麼是「正常」呢？享譽國際的知名認知神經科學家艾克納恩·戈德堡（Elkhonon Goldberg）接著這個話題，在《決策大腦：大腦如何影響我們的人格、判斷力與領導力》向我們解釋：「額綜合徵患者（由頭部受傷、腦血管疾病或癡呆症等引起）會表現出入店行竊、性侵犯和魯莽駕駛等反社會行為。這些患者表現得自私、自誇、幼稚、言語褻瀆和下流。他們的幽默很不得體，他們的詼諧被稱為『自娛式玩笑癖』，表現得和醉酒的青少年差不多。」（p.193）

這些不得體的行為，在社交中可能會給他們帶來滅頂之災。人家說春花秋月何時了，你說股票值多少；人家說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你說今年七月有颱風。因為沒有辦法配合人類社會的「行為準則」，他們會逐漸受到排斥，因此淪落到社會底層。他們無法抑制自己的任何衝動，他們入室行竊、性侵他人、危險駕駛.....別人不知道他們怎麼了，他們也不知道自己怎麼了。於是他們被邊緣化，當一大群「正常的」無產階級的在華爾街紮帳篷抗議貧富差距時，沒有人來關心過這些人覺得這個世界平等不平等。

除了從基因的角度來看問題，我們也可以試著從環境激素的角度分析不平等。

環境是可以影響一個人體內的激素水平的，彼得·沃德為我們整理了基因受到環境影響的三個模式：

因此，換句話說，透過甲基化、組蛋白修飾或RNA干擾等手段，「環境可以在不改變原始DNA序列的情況下，影響基因在空間（體內）和時間（生長期和晚年）上的表達方式、表達時間，乃至是否表達。」（《拉馬克的複仇：表觀遺傳學的大變革》，p.57）這意味著環境是會對人造成影響的。

在這種情況下，試想那些出生在戰區的孩子。你射一枚RPG，我扔兩顆手榴彈，兩邊在夜晚拿著重機槍對掃，光焰熒煌，錦繡紛疊，輪台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孩子很可能直接給你來個甲基化失衡，甚至由於特定的基因點位被關閉，還會造成智力發育遲緩以及其他多重病灶。

你不存在，我也不存在，他更不存在，有的只是海量的神經電流。要了解克里克的想法，我們必須對人類的大腦運作方式有一定的基本了解。

我們都知道，人體帶電，這是一個基本前提。只要有電，就能傳遞訊息。人體的神經元裡主要充滿了鉀離子和帶負電的其他離子，細胞膜外則是帶正電的鈉離子，兩相抗拒，這麼一來細胞膜內負離子就會比較多，由此產生一個確定的電位，通常是-70mv，被稱為「靜息電位」。由於人體內有很多的帶電離子在不斷的流動，神經細胞就發展出了動態平衡機制，在腦神經細胞的細胞膜上發展出了「鈉鉀泵」，負責逆著濃度梯度把鈉離子從細胞內往外扔，把鉀離子運到細胞內。鈉鉀泵每次攜帶三個鈉離子和兩個鉀離子，轉過一圈又一圈，這樣就能夠保證腦細胞內的鉀離子一定比鈉離子多，進而保證細胞內帶負電。同時，細胞膜上還有所謂的「鉀離子通道」，因為物質總是會自發的從高濃度流向低濃度的地方（驅動這一個過程的力叫做「濃度梯度力」），因此細胞內的鉀離子就會不斷通過鉀離子通道流向細胞之外。

這麼一來，藉由鈉鉀泵和鈉離子通道，鈉鉀離子進進出出的，就能夠維持電場穩定，使神經元進入靜息電位的狀態。然而，在神經元的細胞膜之上還有鈉離子通道，雖然通常這個通道在靜息電位的狀態下是關閉的，但如果周圍的電場發生改變並達到了一定的閾值時，鈉離子通道就會被開啟，一大群帶正電的鈉離子就會瞬間湧入細胞內，進而改變了細胞內方圓幾奈米內的電場。當其他的鈉離子通道一旦偵測到電場改變時，它們也會跟著一起打開通道，就這麼一個連一個，從神經元的樹突一路傳導到軸突，從上一個神經元傳導到下一個神經元，將生物電信號傳送出去。

並且，這個電流強度每次都是固定的，這意味著這股電流具有高度的穩定性，穩定到可以拿來編碼，跟我們在敲摩斯密碼一樣。

因此，「噠噠......噠噠噠......噠......噠噠噠」，我們人體接收到外界不同的訊息時，這個訊息就會被以不同的編碼方式經由神經元一個一個接力傳導到腦部，並交給腦神經元處理。聽到這裡是不是有感覺事情越來越有趣了？神經元是相互連結的，有些神經元的樹突直接和另一個神經元的軸突長在一起，可以直接反應，被叫做「電突觸」；而需要神經遞質幫忙連結兩個神經元的則被稱為「化學突觸」。當電流經過時，根據電壓的強度閾值，不同的神經元會決定要不要參與反應（是不是很像半導體的邏輯電路？）。如果把有電壓通過記為1，沒有電壓通過記為0，有些神經元保持靜息電位，有些引起電興奮，這麼一來，我們就可以依據不同的神經元的反應把整個大腦分成不同的「與、或、非、或非、異或和與非門」等開關，加上各種其他的任務器，大腦就能夠對信息進行加工處理，一路01011101101下去。因此我們的大腦，從某個角度來說，其實就是一台超級電腦。我們的意識很有可能可以被還原成一堆複雜的編碼，我們的靈魂不過只是用生物學coding出來的遊戲角色。

總而言之，我們都是010011010011。連我現在的所有思考，我的一字一句，都可以還原成我大腦裡的010110110010。再往深處說，維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和陳金鋒的全壘打，被吸收進入腦海後它們都只是01001010101。

這麼說來，人類不是萬物之靈，而只是零一零零一零零。這個信仰之躍非常重要。我們看待其他人類的態度（如果我們同意克里克的觀點），就應該要符合我們看待機器人的態度。

我們只是活著，沒有靈魂，只有意識。這個意識不會上天堂，更不會下地獄，使用年限一到，兩手一攤，君埋泉下泥銷骨，我寄人間雪滿頭，一如斷電的機器人，沒有重逢，也沒有輪迴。我們是基因簽約僱用的保鏢，我們的祖先獵食、逃跑、取暖、生育、扶養......不過都是在履行對基因的保護，儘可能的傳遞遺傳訊息。我們是一代代的產品，細胞在我們體內生滅，直到細胞抵達海弗利克極限，彷彿西子灣外海模糊又清晰的漁火。身為一個複雜性極高的機器人，這個世界上並沒有我們必須完成的目標，也沒有必須達成的任務（對基因而言，生兒育女除外）。和其他所有的動物一樣，我們只是存在；一如塞倫蓋蒂草原上慵懶的獅子和飛奔的蹬羚，我們只是在這裡，人生只是國家地理頻道。

我們的意識不過只是人類交配本能的管家，意識增強了人類面對不確定環境風險的存活率，因為基因發現如果它們願意賦予肉身以複雜化的資訊處理能力，我們這些軀殼就能夠更有效保護遺傳物質。演化是一場基因之間的裝備競賽，基因之所以要讓人類擁有「意識」這種幻覺，是因為這麼一來我們就能夠發揮抽象思考能力，在更大程度上規避危險、克敵制勝、以及最重要的，運用自己的理性能力照顧後代。人體的所有權並不屬於那個在意識中想像出來的「自我」，而只是「自私基因」的委託建案。我們只是基因的延伸，只是一群裸猿，和大自然裡的其他一切毫無差別。把一切扒開來說，成為一個優秀的人，其實就是在放任基因慫恿我們成為更優秀的父母，並成為一個能夠為自己的子女竭盡所能搜刮生存資源的人。

說到底，我們還是機器人。一如我們創造了AI，基因創造了我們。

把人權放一邊，把生命的神聖性放一邊，把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都先放一邊，試著用看待超複雜機器人的態度看待彼此，就會發現我們對彼此的一切根本無所謂。小米掃地機器人不會在意智能冰箱是不是想自殺，長頸鹿也不會在意另一頭長頸鹿是不是同性戀，燈籠魚和雪茄鲛更不會每天在海裡想著要反對墮胎法案。

人類世界裡絕大部分的權力支配，都是宗教觀念和傳統文化的功勞。這些價值觀都帶著一個基因內建給我們的指令：「傳遞遺傳訊息」，這讓自殺、同性戀和墮胎變得不可理喻，因為這觸發了基因的自我保護機制。但是這麼一來，我們等於將自己對他人的要求建立在不平等上。「天賦人權」（jus nafural）認為人天生具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和財產的權利，如果我們能夠採取一種機器人式的、無所謂的態度生活，就會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權力支配。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夠多一些洪應明在《菜根譚》裡的輕盈：「寵辱不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隨天外雲卷雲舒」，或者用《詩經》化的表達，則是「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隨便啦，你開心就好。我不過問你的選擇，你也不打擾我的生活，一別兩寬，各生歡喜。不平等有時候會偽裝成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為你好」，很多時候並不是真的好。

楊朱曰：「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說到平等，就不能不討論人權。人權有時候會被打扮的花枝招展，以一種強迫的口吻迫使他人接受。熊逸在他的著作《正義從哪裡來》一書中冷靜的剖析道：「所謂天賦人權，只是私心在博弈中艱難贏得的戰利品，是競爭中的人與人一個階段性妥協的結果，既非自然的事實，也沒有任何高尚感可言。」（p.50）

熊逸的評論冷酷，但不無道理。為什麼我們選擇了特定幾項的權利，宣稱它們神聖不可侵犯，而忽略了其他權利？我們認為選舉權是重要的，但不認為墮胎權同等重要；我們認為我們應該要保有合法擁槍的權利，卻不認為我們應該給予同性戀結婚的權利。綜觀人類歷史，權利都是被發明出來的。人類有多少權利，完全依賴于想像力。想像力越豐富，權利就越多。而決定想像力邊界的，則是生存環境的壓力。生存環境的壓力越大時，我們越傾向於放棄部分非必要的權利，以換取個體的生存。一如劉慈欣在《三體》裡的預言：「當人類真正流落太空時，集權只需要五分鐘。」而一旦沒有了強大的外部威脅，人類就會傾向於索取更多的權利：隱私權、被遺忘權、集會遊行權、甚至自殺權。當然，一到「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的時候，就不會有人再去要求自殺權了，反正要死的機會有的是，一秋穿塹兵多死，十月燒荒將未回。這就是人類。

在法律力有未逮的角落，則是「道德」和「風俗」在放哨。很多時候「道德」也會搖身一變成為一種壓迫。

很多所謂的「道德」和「風俗」不過只是權力的流動，是不敢明言的操弄。福柯一定會同意，無論是反對墮胎的之乎者也，還是反對自殺的道貌岸然，事實上折射出來的都是權力的不對等，是一群人在告訴另外一群人「你應該怎麼生活」。

如果我們都只是010011010，憑什麼有另外一群人可以以法律的形式告訴我們，我們應不應該生下一個孩子、我們應不應該結束自己的生命？

把生命拆解開，我們引以為傲的一切不過就是蛋白質、胺基酸和肽鏈。

沒有上帝、沒有阿拉、沒有佛祖、沒有神聖的使命、也沒有必須履行的義務。

想死就死，想活就活。你的死不可以干涉到我的活，我的活不可以干涉到你的死。大家一別兩寬，各生歡喜。

我們的肉身只是一代一代的容器，我們終將腐朽，而基因永存。

人生是須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