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和」能「解」：《聖奧梅爾殺嬰案》

　　如果人生是四通八達的道路，女性自出生的選擇往往就比男性少，成長過程至成年更會被周遭逐漸限縮，如果再加上種族歧視、移民身份、菁英主義的限制，不知不覺，就會被逼到窄巷，關進不見天日。

　　電影《聖奧梅爾殺嬰案》改編自法國2013年發生的「法比安娜・卡布（Fabienne Kabou）殺嬰事件」，敘述來自塞爾維亞的法國移民蘿倫斯・柯利（葛絲拉基・梅蘭達Guslagie Malanda飾）被控告殺死女兒：她將自己十五個月大的女兒艾莉絲放在法國北方城鎮聖奧梅爾（Saint Omer）海灘上，讓漲潮帶走她的生命。已孕的文學教授與小說家哈瑪（Rama，凱伊傑・卡加梅飾）為了改寫希臘神話的新作《美狄亞邊緣人》，也因與蘿倫斯的身份背景相近，便前去旁聽她的審判。

　　我們面對刑案加害人，往往先訴諸「善惡」的審判，更進一步則是了解「動機」，但善惡由何而生？動機如何判斷？電影片頭，哈瑪在課堂介紹美國女作家莒哈絲在創作《廣島之戀》「如何敘事昇華現實」時，提到「汙名會存在記憶」，更強調「女性是恥辱的客體」，以此為前提，女性還未落筆就已是罪惡的化身，除非在寫作者有意識的書寫下「備受恩寵」。這正是這部電影試圖呈顯的方式──讓我們看見一個接近真實的女人。過去拍攝紀錄片的導演愛麗絲・迪歐普（Alice Diop）曾在訪談中提到：

電影中所有演員的法庭臺詞是真實的庭審記錄，在拍攝現場，也請來了聖奧梅爾居民參與演出，飾演旁聽民眾，是一種「紀錄劇場」的形式。導演在「紀錄片」與「電影」之間的灰色地帶相會，為的不是窺視或展演，既無意為蘿倫斯柯利脫罪，更無意審判她，而是呈現她的人生，她複雜的內在，讓觀眾在這種游離中，「看見」蘿倫斯柯利從不可知的透明而至認識，再從認識而意識到女性的不透明性。

　　蘿倫斯柯利是塞內加爾移民，塞內加爾位於西非，自1864年成為法國殖民地，二戰後的1960年6月20日才正式獨立，其中主要民族為沃洛夫族占了全國人口的40%，但其官方語言為法語。蘿倫斯從小父親不許她說母親的沃洛夫語，母親更嚴格要求她能說一口流利優雅法語──每個人生來就得面對一個既有的語言世界，無論種族或性別，蘿倫斯所擁有的都不屬於自己；而相較於語言的慣性與滑溜，得以留駐、經由思想而生的文字更需要嚴格的自我審視，因而她的哲學教授說她善於言辭卻寫作凌亂，嘲笑蘿倫斯想要研究德國語言學家路德維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而不是「來自她自己文化的人」──這是移民者的困境，要融入當地，就必須捨棄一部分的自己才能躋身文化系統，再被評判「那不是你」。蘿倫斯自小沒有朋友，不擅交際，成績優異愛好文學，父母離異後由父親供她上學，但當她拒絕法律選擇哲學時被斷了金援，只能選擇保母換宿維持生活，跟房東文森太太與堂姐均無法相處，此時２４歲的她，成為５７歲呂克先生的外遇對象，被他藏在工作室裡直至懷孕，呂克先生絲毫不想負責，發現時已無法處理，還懷疑不是自己的孩子，蘿倫斯回答「別擔心，她是我的」並只能生下女兒，為了照顧她，整整六個月沒有出門，孩子長水痘卻沒有看醫生，付出龐大犧牲的同時，「父親」卻能置之不理，在法庭上更一味只談自己，毫不在乎她的憂傷。

　　逐漸走投無路的人生，外在矛盾致使內在世界崩塌，她的失敗無法解釋，因而法庭上男性檢察官的鞭笞均針對她的「不完美」質疑她的動機邪惡，這樣的批判如此熟悉且毫不意外，若在台灣，想必亦是絕大部分男性對她的審判。她在法庭透露曾向靈媒求助，聲稱自己被巫術掌控，後發現極可能是負責調查的預審法官訊問時誘導蘿倫斯作此解釋，既呈現了她的孤立無援，亦如哈瑪創作《美狄亞邊緣人》被認為題目太平凡、「美狄亞」少為人知難得讀者青睞般，女性的真實聲音與思想總是缺乏理解的管道，若非蒙上費解的色彩以便貶斥，就是受到重重阻撓。

　　這部電影除了移民、女性處境，還有母女關係的複雜苦楚。蘿倫斯和哈瑪皆與母親不睦，前者的母親奧黛爾（Odile，Salimata Kamate 飾演）待她嚴格，要求她的姿態教養，為了不讓她遭到輕視，以致關係緊張；蘿倫斯懷孕，每月一次與母親通話，能一眼看出哈瑪有孕的奧黛爾，懵然不知她生下女兒。哈瑪得到母親厭女的愛，生活與懷鄉的疼痛和愛一起給予女兒，對女兒的嫌也是對自己的嫌。母親怕女兒步上自己的後塵而日夜工作，女兒更怕複製、同時必須加倍壓抑因其而生的疼與愛，原該最為相似與理解的母女，造就了彼此無法親近的距離。

　　蘿倫斯仰慕的哲學家維根斯坦曾言：「對於不能談論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虛構的角色哈瑪，正與蘿倫斯的充滿話語相反，影中幾乎保持緘默，感知卻幾乎與蘿倫斯同步，一如女性觀眾的我──看女性電影的好處是，沉默是終於能專注於女性的處境與感受，不若其他不是邊緣就是異化，然後被逼消音；但女性的苦痛平日迴避淡化的，也會在此刻凝聚起來直接撞擊，就像蘿倫斯最後面向攝影機，似是給予哈瑪，但更是給予觀眾的微笑，當時的我心頭一震，彷彿被問著：你懂得了什麼？觀眾感受的未及當事人的十分之一，蘿倫斯一次次的「我不知道」既是對自身行動與意識的身不由己，也是生活加諸給她的、無法擺脫的痛楚與孤獨，使她無人可訴，只能逃避進幻覺與巫術，一如最後她的律師所言，她想隱藏的不是女兒，而是自己。

　　電影的最後，蘿倫斯的辯護律師分享了這麼一段故事：蘿倫斯曾經夢見未能活過兩歲的女兒艾莉絲，與她同在監獄當中。這樣的夢從何而來？律師從科學解釋母親懷孕期間，ＤＮＡ與細胞會與胎兒互相轉移，並存留印記伴隨一生，這些細胞被稱為奇美拉細胞：

　　至此，殺嬰的、被妖魔化的母親還回人形、獸形，這番話使始終處於防禦的蘿倫斯初次哭倒在律師懷中，也使我們看到更接近真實的、女性猶如困獸之鬥的處境：除了母女相互交織的科學事實，女兒往往害怕自己成為另一個母親，更怕女兒成為另一個自己。來不及和母親、也與自己和解的蘿倫斯，最終只能與女兒在夢裡相伴；但即將成為母親的哈瑪，試著親近原本疏遠的母親，片末三種融合的呼吸，伏在母親膝上撫著肚子的她，還有機會得到母親少一點憎惡的愛，和成為一個少一點懼怕的母親。

　　看女性電影的時候，自然會想「如果是我的話」。從《美國女孩》、《親愛的童伴》、《正發生》、《家家》、《媽的多重宇宙》，直到這部《聖奧梅爾殺嬰案》，去看各種不同母女關係的衝突與和解，傷痛與殺伐，藉此了解「母親」這個身份、以及自己的極限與可能。尤其最近讀著台灣各種metoo故事，從這部電影裡亦確認了早已存在的恐怖：害怕兒子成為欺壓女性的男性，害怕女兒遭遇任何無法避免的損傷。對我而言，除了避免踏入蘿倫斯的悲劇，更需試著與哈瑪、和這些電影裡的女兒們一樣，持續尋找與母親和／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