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母親，都曾經是個對未來懷抱著希望的女兒；而每個女兒，則都會把母親視為人生的教材──往往是負面的那種。
《美國女孩》敘述國二少女梁芳儀，因為母親王莉莉罹癌，不得不從美國回到台灣，然因難以適應環境，加上家中被死亡陰影籠罩，一心想回到美國的她，和母親衝突不斷；爸爸梁宗輝與妹妹梁芳安夾在中間盡力化解衝突，卻無從著力。
在這個小小的家庭裡共有四人，亦分別各有私下相處的對手戲。宗輝與莉莉無疑是家中的守護者：父親留在台灣工作，母親帶著兩個女兒去圓美國夢。然而回來之後，夫妻之間原有的親密已然疏離，莉莉責備宗輝對生活的漫不經心，不願用他枕過的枕頭，責怪他無法了解自己為家庭著想的心意；宗輝則逃避莉莉的病與對未來的不安，拒絕為身後之事溝通，責怪莉莉總是提起這些事。我們可以從互動與台詞中得知：堅持美國夢的是莉莉，為了這份堅持，她獨自帶著兩個女兒到美國排除萬難；即使回到台灣，她同樣打算著要換大一點的房子，好讓芳儀和芳安有自己的房間；要化療之前，考慮的是否要等女兒們適應環境；即使與旁人喝下午茶，她還會把宗輝在芳安的炒飯裡澆番茄醬當笑話來講，喃喃地說：「他們要是沒有我該怎麼辦？」
跟台灣大部分的母親一樣，莉莉是大事小事一把抓、把人生奉獻給家庭的媽媽，即使癌症的陰影籠罩，她也選擇嚥下恐懼，繼續照顧年紀尚輕的孩子，負責大部分的家事，希望家中維持常態；但當病痛的不適和生活的困難一再讓恐懼甦醒時，用言語吐露內心脆弱的訊息，在家人抗拒時以負面情緒勒索，就成為她表達「尋求安全感」的方式，希望家人安慰、包容她的軟弱。然而，無論是同情感受或同理處境，都必須分擔一部分的自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加上疾病是身心長期的調整與抗戰，如果當事人未有決心、覺悟，即使是親密的伴侶、親友，也難以負荷不時把「死」當口頭禪的情緒壓力。
宗輝主要負責的則是經濟，過去與妻女分隔兩地，從不時出差與屋子的狀況可知，他過去的生活都被工作填滿，一家團聚之後，他才開始學習如何照顧、甚至熟悉、親近家人。當莉莉生病，對生活的感知也因病而恐懼失衡，他同樣會抗議，表達「我無法負擔你當下的情緒」；當芳儀問「為什麼不在美國治療」，他會半開玩笑地回答「你真的當我是ＡＴＭ啊？」我們可以從他的「選擇」裡知道他內心的排序：放下痛苦選擇適應、放下陪病選擇出差、放下出差選擇家人、放下無措選擇堅強。
「難道我在你眼裡就這麼自私？」
宗輝與莉莉的爭吵看似劇烈，卻能看到莉莉的發洩當中，實仍帶有對丈夫「願意承擔」的信任，同時也有長期累積的不滿。親職教育向來由母親當「神隊長」，父親願當「隊友」就該心懷感激；在莉莉接受化療的同時，仍做著「神隊長」的工作，同時希望宗輝能立刻成為「神隊友」，將問題一舉解決：包括提供使家人生活無虞的金錢，又能陪伴她與孩子度過生病與適應的難關。
兩面兼顧是必要的，然而與妻女遠隔數年的宗輝，卻顯得格格不入：工作因ＳＡＲＳ遇到困境，不時需要出差；即使在家，也常跟不上莉莉的步調，弄不清楚女兒的愛好與需要──但他還是盡量去做，包括那幾個試圖和緩氣氛、在「可預期」的範圍內誇張情緒與認知的「笑點」。直到確認芳安沒事，他說著「我去接她」卻在樓梯轉角坐下哭泣的一幕，都能看到他的承擔與適應的壓力。
但他並非不了解妻子的感受。相較於年幼乖巧的芳安，屢屢與母親衝突、開始進入青春期，有了自我意識的芳儀，自然與宗輝有較多的互動，也能從中透露宗輝的認知與想法。
「在你媽生病之前，她比你更愛美國。」
「那你怎麼知道我們就想當美國人？」
或許是久別後才相聚，宗輝較能意識到芳儀已長大，除了依她的意買梳妝台與腳踏車給她，也試圖安撫她對母親總是漫溢恐懼的不滿，學著親近孩子、理解孩子，也引導孩子。照理說，現在能共同生活的父親，就像「未生病前的母親」，可以依靠與信任，但很明顯，數次跟父親談過的芳儀，並沒有放棄想回美國的希望，更沒有放下對母親的怨懟。所以當宗輝看到芳儀衝撞母親的時候，他對芳儀的體罰，不只是站在維護莉莉的立場，更多的是對教養、對親職、對現實的無力與憤怒──畢竟他在妻女回來後才開始學習，同樣累積了過多的挫折與壓力（這也是芳儀兩次被體罰的共通點：理由再怎麼正當，施罰者實則證明了自己的無力教育）。
這個家中的另一個潤滑劑是芳安。宗輝因現實壓力不得不迴避，芳儀因怨懟而多次頂嘴，身為家中最小的孩子，除了「不讓大人擔心」，芳安幾乎不需要承擔什麼責任（芳儀有時還要照顧妹妹），往往為了生存需要更貼心、更敏銳。當莉莉跟芳安解釋「紙錢」是為了讓外公外婆在另一頭經濟無虞，芳安天真的回答讓母親的身心脆弱一度得到了安頓：在美國改變的信仰，回到台灣後又恢復了燒紙錢的傳統，換房子的願望難以實現，妹妹的反問點出了現實的困境，同時也從貼心與著想當中，預示了家人之間的依賴，讓莉莉看見自己需要家人，也希望被家人需要──她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問題一舉解決，更是願意理解與傾聽。
芳安是這個家裡的小天使，但小天使同時也會因為討厭番茄醬而挖花生醬來吃，會屢屢忘了帶鑰匙。由於家內母親與姐姐是主要衝突者，芳安必須扮演「有大人心思的孩子」，一如《玩偶遊戲》的主角倉田紗南，卻也很容易被忽視而遭到危險，例如被姐姐關在外面，單獨和養鳥的鄰居在一起。如果不是因為肺炎，在適應與負面情緒中緊繃的家人，很可能會忘記她同樣是需要被照顧與關愛的孩子。
「你就是希望他們離婚，然後你就可以回美國了。」
「你知道媽媽愛你，對吧？」
芳安還是孩子，芳儀則已經成長到有了自我意識；相較於芳儀困在生活裡痛恨自己別無選擇，只看得見無從伸展自我的挫折，芳安卻像冷靜的旁觀者，看見姐姐的自私，母親的軟弱，和她們對彼此的愛。彷彿手足就是這樣，當家人彼此任性賭氣、無法溝通的時候，另一個家人就會試著當傳聲筒、翻譯機和潤滑劑──無論你贊同哪方，或者兩方都不贊同，更或者是如同翹翹板的選擇：芳儀的不滿未必不是芳安的不滿，但當姐姐已經在伸張的時候，芳安就能選擇體貼──芳儀亦然。有時候手足之間，就是這樣各自扮演適合自己的角色，卻未必不羨慕對方的選擇。
「你到底在氣你媽什麼？」
「我只是覺得，她可以做得更好！」
「但⋯…這如果已經是她的最好了呢？」
兒女對母親的仰望與依賴，即使長大學習獨立，也難以斷絕，而且會以社會上對母職的嚴苛標準，希望母親「完美」。然而莉莉在成為母親之前，也曾是女兒、曾是做夢的少女。美國夢是由她起始的希望，流利的英語和獨自帶著女兒適應美國的生活是她付出的努力──直到她不得不回來，不得不接受夢碎。莉莉希望女兒「可以更好」，包含了以自己做為標準：我好的地方你要更好，我不好的地方你更要好。但無論去美國還是回台灣，都非芳儀能夠決定。去美國時的芳儀或許正如回來的芳安，努力適應環境，成為母親心中更好的自己（每天背二十個單字、教妹妹英文、成為資優生）；但在美國好不容易塑造的自我與建立的人際關係，卻因為母親生病而歸零，她在台灣必須剪掉長髮、穿上齊一的制服，接受不同的教育方式，一落千丈的成績，和被貼上「美國女孩」甚至是「壞學生」的標籤。這些挫折、失落、自我懷疑，在美國經歷過一次，而想來那時母親是最可靠、給予她最多信心的陪伴者；在台灣再經歷一次之時，生病的母親卻成了壓力的最大來源，無法做得「更好」。她不明白母親為何做不到，無法像往常那樣依靠母親，怨懟更使她說不出需要母親，轉而用譏刺與頂撞來發洩。
「你一天到晚就說你要死。」
「我不想成為的人是我的母親，她的恐懼使我恐懼，她的軟弱使我軟弱。」
「你又沒有想好好的活著！」
或許即使生產、成長、乃至獨立，我們都有一條臍帶和生養我們的母親相連，能感染母親的恐懼與軟弱，這不僅因是愛，更因她始終是孩子堅強的來源；「老是說你要死」和「沒有想活著」甚至「怎麼不去死算了」的潛台詞，都是「我那麼需要你」所以「求你不要死」。
爆發衝突而對母親潑灑傷害、被父親抓起來痛打的芳儀，終而逃出家門，坐上公車，尋找之前上網查詢到的馬場時，決意去找她美國夢的寄託，找到那匹神似「Splash」的白馬，彷彿只要乘上牠奔馳，就能回到那個「跟現實相反」的美國，就能施展「時間像是暫停了一下下，什麼都不重要了」的魔法。但馬兒左右擺頭的抗拒，讓芳儀在哀求中不得不明白：夢終究虛幻，時間始終前進，現實裡要承擔的一切沒有什麼是不重要的，她無處可逃；即使拚命抗拒現實的韁繩，卻也困在馬廄（學校、台灣與美國不同的環境使之成為「異鄉人」）無法恣意奔馳；她抗拒媽媽，不肯舉步，她此刻無助的眼淚，就是媽媽無助的眼淚。
莉莉對孩子的愛用恐懼與不確定包裝，再用她的「死」傳達；芳儀對母親的愛用不甘與頂撞包裝，再用她的「恨」傳達。然而當芳儀與芳安為宗輝染髮的笑聲，母女三人在双葉吃冰淇淋、呼吸「加州」空氣的笑容，其實都昭顯了她們內心真正希望的願景，只是不知道怎麼走才能確認找到對方──莉莉的惶懼不安，在看見芳儀被侮辱、被打，毫不猶豫去護著她，和得知芳安生病，張開羽翼為她打算的本能反應裡遺忘，憶起無論如何，她最想做、最該做的是守護她的女兒；而芳儀要回的，或許並不是真正意義的美國，而是有媽媽陪伴、發生什麼事都會守護自己、站在自己這邊的生活──電影很巧妙的讓莉莉在「芳儀不在」的家長會裡呈現出來：她們的愛只是因為錯過而看似「不在場」，其實從未缺席。
所以電影的最後，芳儀要求母親為她掏耳朵──這是一個親密、信任，可以表達依賴與依戀，但又同時不用「看著對方說話」的姿勢。她們談起過去討論過「想變成什麼動物」，芳儀自然是想變成馬，莉莉卻說不記得了，是芳儀說「你說你下輩子想當男生。」這使我想起在電影開頭，宗輝在送芳儀去學校時，芳儀問父親「你不是說你想要的是男生？」彷彿在這一刻，窺見了母女之間某個細微的連結與矛盾：母親莉莉的不如意來自對現實生活的無力感，先是性別限制了她（「下輩子想當男生」幾乎是女生因性別受限、甚至受傷的潛在願望），她把願望寄託在女兒身上，希望她「更好」，卻因為乳癌而不得不中止夢想，對抗疾病和死亡的恐懼，和現實再次摧折她的怨恨糾纏著她；女兒的怨恨則含有母親不滿意自己的人生，強迫女兒完成自己的美國夢與彌補遺憾，卻又因為力不從心而中斷，造成她無法適應的困境──不再需要如花木蘭「代父從軍」，代母圓夢的梁芳儀，無法成為母親心中「更好」的女兒，而期許她的媽媽卻成為現在她不想成為的樣子，造成這種結果的正是母親，她焉能不恨？
但別人都認為可以做得「更好」，實則已經是她們「最好」的莉莉與芳儀，都必須面對自己、也理解對方的怨，才能真正同理彼此。所以，不再需要宗輝或芳安傳達，莉莉終能說出「媽媽真的好愛你，你知道嗎？」，而芳儀終於可以像孩子一樣直言「你不要死好不好？」
無論是莉莉或芳儀，她們曾將自己的夢寄託美國，但其實一如生病的芳安解除隔離後說「我想回家」，她們想回的，是過去可以彼此依賴、一起歡笑、好好活下去的家，即使不可期的現實會使夢想消殞，即使疾病與死亡會帶走所愛的人，但相處相愛相爭相恨的當下會留下理解與力量，即使不在場也永遠不會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