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運動––日本「生活俱樂部」的半世紀實踐（註1）

■文／陳俊成、闕麗釗

常言道：“消費改變社會”，我們可以透過每日的消費，支持我們認同的店舖或企業。不管是社區良心小店或是連鎖的有機商店，作為顧客，一踏進去，我們不難被眼前琳瑯滿目的商品所吸引。每個商店﹑每位生產者﹑每件商品都訴說著各自的故事；有時候我們還會因品類眾多而難以選擇。被大型超市拉扯長大的我們，也許很難想像在消費大都會的日本，有些家庭每週重複採買同樣的食材，日復日、年復年達數十年之久。

當我們點開「日本生活俱樂部」協同組合（以下簡稱“生活俱樂部”）的網站（註2），會發現每款“消費材”都是單品。“消費材”即消耗品的意思，生活俱樂部從字彙運用上表明立場。“消費材”，與商人有計劃地大量生產的商品不同。商人考慮的，是如何控制成本、並創造最大利潤，至於對東西的質量和是否對環境造成破壞，並不在考量範圍之內。為求令消費者買單，商人又會大灑金錢在宣傳及廣告上，使得市民只能被動地選擇眼前的商品。

相反的，“消費材”是為了滿足社員日常生活需要，而製造的消耗品。目前，「生活俱樂部」每週提供六百種、全年計約有四千種“消費材”。當中九成是食材，其餘還有肥皂、化妝品、廚房用具、衣物、家居用品和書籍等供社員訂購。雖然每項“消費材”都是單品選項，表面上看似選擇少了，但毫不影響購買者的生活質量，反而提醒我們共同去思考，優良的生活質量來自何處？

“安保事件”（註3）發生時，後來成為生活俱樂部發起人的岩根邦雄（註4）是一名二十多歲的年輕攝影師。他當時帶著照相機記錄了這場戰後日本重要的社會事件，並參與到運動當中。後來《安保條約》被強行通過，為岩根先生及當時的參與者帶來了從未有過的挫敗感。

在安保運動之後，不少參與者開始反思戰後日本社會運動的得失。有論者認為，在連串事件中，官員或議員都無法真正展示市民的意願，反而其背後有政法、金錢等利益拉扯他們的行動，故與其讓這些人代表自己，倒不如親自行動更為有效。再者，人們開始認真思考：“我們要怎麼活著”這一問題。日本戰後經濟快速復甦，在安保運動之前，市民對社會關注不大，彷彿只要日本經濟長此下去、買得起車、買得起房，繼續這樣的生活就可以了。但安保運動之後，人們開始反思這種狀況，更有參與者指出：“我們自己的富裕生活本身就是一個問題。（註5）由是，生活方式的變革，成為重要的思考課題之一。

從安保事件退下火線後，岩根先生嘗試投身區議員的選舉，推動社會改變。但他發現選舉的運作與自己的理想相差甚遠，並不是他希望追尋的路徑。1965年，岩根邦雄與妻子在東京的世田谷區發起牛奶共購運動，廣集共同訂購的家庭，又直接向酪農合作社以比市價稍低的團體訂購價格訂購牛奶，由此開始了這場沒有終點的社會運動。

在《從329瓶牛奶開始》（註6）一書裡，岩根先生分享了他當時構思推動共同購買、以及日後生活者俱樂部的思考。他認為，在安保鬥爭結束以後，隨著日本的經濟發展，工會運動從過去的階級鬥爭，轉向與資方協商以爭取工人權益。雖然改善了工人的生計，但亦意味著工會運動，從過去的社會運動主體的角色退場。而對岩根先生來說，「生活俱樂部」的嘗試，正是要重新尋找社會運動主體的“核”。

岩根先生認為，應對“資本主義”、“進步”等固有概念，需要有更深刻的反思。“下一波的社會運動應該具有日常性，而且必須徹底地思考事物的本質”。他宣稱，“要從根本上思考何種生活才是真正的豐裕”。在“紮根地方，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實踐裡，尋找“不再委身於現實社會，受其支配，

而要自我創造屬於自己的社會”的可能性。「生活俱樂部」希望讓每個個人成為社會的主體，“自主思考、自主行動”成為「生活俱樂部」的座右銘及根本的哲學觀。

岩根邦雄發起牛奶共購運動不久後，有會員因價格便宜而質疑牛奶質量，也有其他牛奶商抹黑和搗亂。在種種的影響之下，岩根反思到：自己又陷入資本主義的陷阱裡，運動不應該以便宜價格作為招徠，而是要促使大眾思考牛奶的本質是什麼。

故此，岩根主動瞭解當時的牛奶業。經過各種調查和親身拜訪後得知，當時的牛奶業者為了增加利潤，很多時候會在牛奶中添加維他命，又或抽取當中的脂肪，對消費者宣稱更加健康、美味，從而達到提高售價的目的。明白了這點的岩根立刻知道，他要做的是找到能夠提供無加工的牛奶供應商，同時要向會員強調他們買到的是“真牛奶”，而非市面上出售的“加工牛奶”。

「生活俱樂部」從1965年共同購奶到1968年成立消費合作社，逐步增加支持者和社員人數；現已發展為擁有四十萬名社員的合作社，支部（即分社）分佈日本不同縣市。成立初期即主張具體事務由各地方組合自行討論、思考及實行，自由度非常大。是以每個地方的「生活俱樂部」，均有社員參與組織委員會，並扮演不同角色。

每個新加入的社員，都會自動被編入到一個“班”中。所謂的“班”，是過去「生活俱樂部」的基礎單位，人數不多，約六、七人，都是居住在同一社區當中的社員。每個班，設有一位班長；對上負責與「生活俱樂部」的專職人員聯絡，對下負責與各班員溝通。

以買牛奶為例，「生活俱樂部」的專職人員，把整個班所訂的牛奶都送到班長家中，由班長負責分發到各班員手上；而各班員亦可向班長提出意見，由班長在會議中提出。然而，隨著愈來愈多社員選用宅配服務，班的影響力不及以往（註7）。後來「生活俱樂部」甚至在東京、神奈川及千葉縣，開設共四十間名為“DEPO”（註8）的實體店舖，以照顧因各種原因無法每週下訂單的社員。

“班”大大減省了「生活俱樂部」的人手需求，不必挨家挨戶配送。班內亦能加強溝通，強化社區的互助功能。除了班的制度，每個支部都由一“支部運營委員會”負責商討決策及執行事務。以埼玉縣朝霞支部為例，委員會中有支部委員（註9）、消費委員（註10）、新社員指引員（club navi）（註11）、會計等角色，旨在協助社員自立行動，並具體實現「生活俱樂部」於地區大會上的討論決定。地區大會按各縣市意願，每月召開兩至三次會議。會議內容，則主要是由不同委員報告及檢討活動。

加入「生活俱樂部」的手續毫不複雜，只需填寫申請表，並每月繳交1000日元（約新台幣250元）會費即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及按意願退會。退會時，亦可全數取回所繳交之會費。成為社員後，只需按照家庭需要，每月填寫訂單並付款，便可每週享用「生活俱樂部」嚴選生產的“消費材”。社員的責任是“出資、利用、營運”。以下繼續以埼玉縣朝霞支部為例，一同探討「生活俱樂部」的社員，除了共同購買各樣“消費材”之外，還會如何實際建構組織。

支部運營委員會定期策劃及主辦不同的活動供社員參與，包括：教導如何使用“消費材”的料理教室、與生產者面對面的交流會和工場參觀、婦女健康講座、不同主題的共學會（如攝影教室及防災對策班）、歡迎大人小孩出席的“聖誕新年試食會”、新社員的歡迎茶會、綠色生活題材的電影放映會、社員意見交換會等。

套一句支部委員的話來說，“參與「生活俱樂部」，就好像是大人的課外活動。”透過定期舉辦料理教室，對料理不太在行的新手媽媽，亦有機會從支部擅長料理的資深社員中學習傳統料理。用優質食材，配以傳統的烹調，難道不是照顧家人的最好方法嗎？若非由衷喜愛並相信所做的事，又怎能應付如此頻繁且獨特的人際關係呢？

除了支部的活動，朝霞支部的社員亦需要調配人手，參與協助地區及埼玉縣「生活俱樂部」的會議和活動。透過如此密集的溝通及協作，社員對每位生活在周邊的鄰里社員，都清楚、熟悉，並建立出緊密的關係。

定期的農場、工場參訪活動，也讓每個家庭與生產者建立密不可分的信賴關係。因與「生活俱樂部」合作的生產者，均是彼此認同、並互相支持的合作夥伴。雙方的互信，是「生活俱樂部」能夠吸引眾多支持者的基石之一。「生活俱樂部」的開發委員會成員，包括社員和生產者，在每月舉行的會議上，社員和生產者都可以就開發新“消費材”一事發表意見，共同商討可行性或原則，包括使用的原料、原材料的栽培，或飼養方法等等。因為生產者一同在會議中列坐，故增加了生產者和社員交流接觸的機會，讓大家可以互相理解對方的做法和理念。

除了列席會議之外，也有實際的活動，如每年全國各地就約有200次的參觀生產工場的活動；同時亦有各地不同的節慶祭典活動。在其中一次的生產者交流會上，朝霞支部的社員到訪位於木縣的牛奶生產者新生酪農有限公司。先由農場代表介紹其歷史淵源，並向大家說明飼養乳牛的方式及使用的飼料，甚至牛奶的殺菌溫度如何影響它的味道和營養價值及整個包裝過程，無不向參觀的社員娓娓道來。這種生產者與使用者的直接交流，衍生的不僅是彼此的信任，更多的是相互的感激之情。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日本有學者指出化學合成清潔劑對環境的破壞。清潔劑中的磷會隨水流到河溪，使微生物大量增生，導致出現紅潮，引起惡臭。經過了不斷的失敗和嘗試，社員終於在1985年成立市民集資的廢油肥皂廠，收集家庭廢油製作肥皂予會員使用。從中可見，「生活俱樂部」逐步掌握生活用品的自主性。由一開始只是以較低廉的價格共購牛奶，至積極地與理念相同的生產者溝通、交流，共同設計理想的“消費材”，到集資成立生產線以生產合乎其高標準的“消費材”，甚至定期開設共學班，鼓勵社員選擇自主的生活。每一步都見證著社員共同的創造。

過往的學生運動都從政治倡導出發，由於對話對象限於政府及眾政客，一群學生實在難以撼動這些掌權的既得利益者。而抽離日常生活的政治議題，也無法得到一般市民或家庭主婦的參與和關注。是以「生活俱樂部」從一開始，便決定以“生活”為此場運動的切入面。不再依賴企業、政府為我們預備食物和福利。透過地方市民的主動投入參與和貢獻，由市民重新主導日常生活，或至少先去瞭解它，如此社會才真的會產生變化。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理想的大同世界。「生活俱樂部」亦逐漸走向此理想。而如何更好地去參與政治，也是其思考重點之一。岩根邦雄首先提出了“代理人”的概念。他認為，現在普遍選舉選出的，都是“代表人”，即選民投票選出代表人，其實是授權予他人代表自己發言。代表人被選出後，可以自由發言，或站在其本身的政黨立場，或有自己的政見。“代理人”則不然，他只是選民的代理。代理人必須為選民發聲，不能囿於政黨、政見或意識形態。「生活俱樂部」提倡這一種政治身份，其社員也有以“素人”（註12）身份先後成為議員者。

素人議員從上而下改革社會，千葉縣「生活俱樂部」則由下而上建設互助社區。他們設立了 “生活俱樂部ECCOLO彩虹街道福祉基金”，由願意參與互助的社員每人每月投放100日元（約新台幣25元）作營運基金。其中的80日元，用作支持生活者俱樂部日常的活動補助，或祝賀社區內的新生嬰兒，及建設社員日常交流的場所；餘下的20日元用作地區福祉事業。

在ECCOLO互助制度下，社員需要幫忙時，可聯絡相熟的社員申請援助。若沒有相熟的社員，也可透過介紹獲得合適的援助；事後向援助人支付包含感謝的一定金額即可。比較常見的援助，包括短暫托兒、簡單家務分擔、共同下訂單等，甚至幫忙整理花園、移動重物等生活大小事情。真正發揮互助守望的關愛精神。

除了日常實踐以外，「生活俱樂部」還會與不同團體合作，關注環境問題，如垃圾焚燒、基因改造（即轉基因）食物、能源議題、河道污染等，透過不同方式倡議保護環境。單純的反對，並不會生出任何更好的結果，唯有最小的單位——個人，一起思考實踐，才有機會出現轉機。

「生活俱樂部」從食物出發，一步步發展到生活、社會不同層面的參與，經驗無比豐富。當然，日本有它獨特的社會文化，而我們今天身處的社會發展程度，與「生活俱樂部」誕生的年代也差距甚遠。即便如此，「生活俱樂部」半世紀以來的發展歷程，始終讓我們看到不一樣的一條生活路線——儘管我們受到各方面的規限，生活看似沒有選擇的餘地。但從小地方處著手，反思“生活”的本質，從社區開始創造我們所嚮往的理想生活，“重新把握自己的生活”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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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文章本文在採寫過程中，曾採訪生活俱樂部常務理事伊藤由理子、生活俱樂部企畫部企畫課上保佳子、清水亮子，特此鳴謝。

（註2） 生活者俱樂部網址：https：//jccu.coop/

（註3） 安保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日雙方簽訂《美日安全保障條約》，條約中美國要求繼續於日本駐軍及使用當地軍事設施，同時如日本國內有內亂或騷動也可請求美軍援助鎮壓。《條約》條約簽署後，美國結束於日本的佔領、日本恢復其國家主權。《條約》在1960年更新的時候，加入“一方受到攻擊另一方即有義務派軍協助”的條文，使日本或有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憲法危機，引起了日本社會強烈反對。當時不少學生、工人去包圍國會，期間警察強力鎮壓使女學生樺美智子身亡，但日本政府仍漠視民意，強行通過《條約》條約，而岸信介內閣則於《條約》生效後立即總辭，安保鬥爭暫告一段落。

（註4） 岩根邦雄《從329瓶牛奶開始》，作者：岩根邦雄，譯者：生活者日語讀書會譯，台北：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1997年12月出版。

（註5） 安藤丈將《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日本60年代的思想之路》》安藤丈將著，林彥瑜譯，台北：左岸文化出版，2018年3月出版，頁p120。

（註6） 岩根邦雄《從329瓶牛奶開始》，作者：岩根邦雄，譯者：生活者日語讀書會譯，台北：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1997年12月出版。

（註7） 千葉縣某些支部為了吸引社員加入班，更提供4%的共購折扣優惠。

（註8） DEPO店舖：指擁有超過一千名社員的地區可建設DEPO店，主要供註冊社員使用，非生活俱樂部社員亦可申請加入成為店舖會員，東京部份分店舖為高齡社員提供免費電話下單及送貨服務。除售賣生活俱樂部共同訂購的“消費材”，亦會定期邀請不同的生產者到場介紹及販售，更設社員優惠特賣內覽會專售高價的“消費材”（如西裝洋服﹑首飾珠寶等）。

（註9） 支部委員：是支部運營委員會的成員，負責收集各單位的議題後於每月召開的委員會上討論，並實際規劃如何落實決定事項。

（註10）消費委員：的主要工作圍繞“消費材”，如參與及報告地區的消費委員會﹑生產者交流會﹑參觀工場等，並向各社員發放新“消費材”的信息。

（註11）Club Navi：為入會未滿一年的新社員提供指導協助的導航員，並定期製作宣傳刊物﹑撰寫網誌等對外發放關於生活俱樂部的信息。

（註12）“素人”在此指代沒有加入任何社會團體、組織、派別的獨立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