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至少先有個共識，就是人民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應該是公平的，不應該受到經濟狀況的影響。
實際情況當然不會這麼理想，從圖１可以看到，根據稅籍資料的研究，無論你把頂尖大學定義為台大、Top 5、Top 10 或 Top 20，都可以明顯看到，隨著家長收入增加，子女就讀頂大的機會也會上升，尤其在所得70百分位數後更是快速成長。
圖１沈暉智.林明仁(2018)，“論家戶所得與資產對子女教育之影響 — 以 1993–1995 出生世代及其父母稅務資料為例”，《經濟論文叢刊》
圖２沈暉智.林明仁(2018)，“論家戶所得與資產對子女教育之影響 — 以 1993–1995 出生世代及其父母稅務資料為例”，《經濟論文叢刊》
圖３中更可以發現，台大、陽明、清大、交大等頂尖的公立大學，每年學校花在每位學生上的支出超過40至55萬，而他們每年的學雜費是5-7萬元上下，這些學生的家庭，也是台灣收入最高的家庭。反觀，逢甲、淡江、東海等私立大學，每位學生能使用的資源只有約15至20萬，但他們每年的學雜費卻高達9-12萬，這些高負擔的家庭，收入的中位數也比較低。
圖３沈暉智.林明仁(2018)，“論家戶所得與資產對子女教育之影響 — 以 1993–1995 出生世代及其父母稅務資料為例”，《經濟論文叢刊》
因此，長期研究台灣高等教育的駱明慶教授才會說，大學的低學費政策，事實上是以一般納稅人的錢，補貼有錢家庭的小孩念公立大學。
賴清德在宣布私校補貼政策時說，他閱讀相關研究後，意外發現，經濟比較弱勢的孩子，反而多數都念私立學校，這種狀況下造成很大的不公平，也增加經濟相對弱勢家庭的負擔，因此他主張政府有責任進一步地降低公私立大學之間的學費落差。
老實說，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意外」，因為即使是相對有錢家庭的小孩，要進入頂尖大學也需要付出相當的努力，因此我們很容易就認為進入頂大是靠自己的努力，卻忽略了整體統計上，自身的努力，其實跟家庭背景是脫不了關係的。
《正義論》作者羅爾斯（John Rawls）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一個人願意做出的努力，是受到他的天賦、才能、技藝以及他可選擇的對象影響的。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天賦較好的人，更可能認真地做出努力。」
在羅爾斯的想法裡，努力並不是完全操之在你的。努力有家庭條件上的限制，例如一個必須負擔家計、長期睡眠不足的孩子，跟另一個家境優渥、可以提供各種教育資源甚至營養品的孩子，後者肯定更有努力的條件；努力也有讀書天賦上的限制，一個隨便讀就能Top 20、認真讀就能上台大的孩子，肯定比怎麼讀都考不上大學的孩子更有讀書的動力；努力也有社會觀感上的限制，例如在台灣，對電機有興趣的孩子，肯定比對音樂、美術有興趣的孩子更容易努力去發展自己的潛能。
所以，羅爾斯認為努力也算是一種「運氣好」，但天生的條件這是一個既定、無法改變的事實，我們能做的，只是盡力讓天生弱勢的孩子，有更平等的條件去發展自我，用羅爾斯自己的話說：「自然分配談不上正義或不正義，天生擁有的社會地位也沒有正不正義之分，這些都只是自然事實。真正的不正義，是體制處理這些事實的方式。」
而如今，高等教育體制處理事實的方式，就是駱明慶教授說的，把納稅人的錢，拿去補貼有錢的家庭子弟念頂尖大學。為此，過去我們努力的方向是改變考招方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現在「類聯考」的考試分發已經是大學入學方案中相對少數的選擇，而透過繁星制度，上百所高中史上第一次有學生進入台大。學校本該是民主社會的縮影，更多元的學生組成，才能讓學生更容易適應民主機制，發展對不同收入階級的同理心，降低社會的衝突與暴力。
不過整體大學的結構性誘因仍沒有改變，公立大學依然是拿了政府更多資源，繳更低的學費。正面表述，這是對資優學生的嘉獎，但前述資料已經告訴我們，這更像是對有錢家庭的獎勵。另一方面，人數更多、家庭收入更低的私校學生，反而因此過得更加辛苦，資源更少、付出更多。因此，政府應努力降低公、私立學校的學費落差，一直是2000年起許多高等教育研究的共同結論。
我們是個對精英、天才、強人過度崇拜的社會，導致我們常忘了這些人的強，往往是建立在更優渥的背景之下，還忙著繼續把資源更集中在相對經濟優勢的家庭身上，漠視了尋常百姓的辛苦。許多為批評而批評的人，看到福利政策就說要排富，其實排富的、針對中低收入的高教補助一直都有，只是你們不關心，當然也看不見多數一般家庭想翻轉階級的承重負擔。這些人才是在政府財政收入連續成長後賴清德想幫助的對象，至於針對更細的收入階級劃分補貼金額，教育並不是合適的對象，原本補貼私校學費阻力就大，還要要求繳更多稅的家庭拿更少的補助？我想提出這種意見的人，只是希望政府什麼都做不了，好讓他們能繼續維持精英的優勢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