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校園》雜誌2022年11、12月號：喜樂，你在哪裡？──給不快樂世代的喜樂生活指南。https://shop.campus.org.tw/cm/TableOfContents.aspx?ID=202212
理想的男性？
我家的一樓是太太經營的藝術教育工作室。有一次在課程結束後，我拿起冰箱的菜，拿到廚房處理食材。一旁的媽媽用一種敬佩的眼神看著我說：「哇！好棒喔！新好男人耶！～」我一方面暗爽在內心（被媽媽稱讚真好），但另一方面也在思考，為什麼我做這麼「日常」的事情，會引起另一位媽媽的大力誇讚？
被稱讚為「貼心的老公」已經不只一次了。我想到社會學家Hochschild在《第二輪班》[1]提到，當男性願意比其他不願意做家事的男人做得多一點，他的「市場行情」就會提升。女性應該要感謝這種男性，因為這真是有夠「幸運」。然而，這樣的想法無疑強化了父權的思維，認為家事原先就是女人的責任。若男人願意在工作之餘多付出，那便是「恩典」。
雖然近幾十年來性別革命的顯著成果讓「女性參與勞動市場」與「男性參與家務勞動」的比例提升，但我們對女性與男性的文化期待，仍與傳統觀念不斷拉扯。女性一方面被鼓勵自我實現，但另一方面又得面對婚育壓力與擔任孩子的主要照顧者；男性一方面被鼓勵參與家庭，但另一方面又得認真努力賺錢，好因應變化多端的風險社會。成為一個「有肩膀」的男子，是我從小到大不斷被灌輸的「理想男性」樣貌。你要認真讀書、努力工作，才能建立一個穩定的家庭。「勝利組」有好的工作、有「完整的」家庭，但他越是努力賺錢養家，就越不知道該怎麼與孩子互動；「失敗組」薪水普普，在高房價高物價的城市裡漂泊，又被網路上的酸民們嘲笑為沒人要的「魯蛇」。
我們被「理想男性」的標準評斷著。或許這還不夠，你要長得帥，又要會做家事跟帶小孩。不知不覺，這成為當代男性集體的無奈。我們壓抑著、困惑著，不知道到底做到什麼程度才能被主流社會接受。一不小心，這種情緒就會轉化為憤恨，認為自己被女人壓迫，進而產生仇女言論。
同為受壓迫者的男性
在上一期的《校園》雜誌（2022年9、10月號：女性神學開啟的教會大未來），有提到女性神學的核心關懷是所有受壓迫者的解放，無論是男人、女人還是整個受造界。然而，我必須指出，我們在談論性別平權的議題時，大部分還是從女性的處境出發，男性的聲音則相對缺乏。這固然不是男性都是既得利益者，而是男性鮮少被鼓勵訴說自身的創傷與脆弱經驗。我們外表故作堅強，但內心早已傷痕累累。
這種受壓迫的經驗不一定是外顯的，可以用明確的指標或事件來指認（如性別比例、薪資條件、性騷擾、單身歧視等）。我們更多時候是「內化」了壓迫者的價值，使自己能適應整個壓迫體系，並視之為理所當然。
身為男生，你要獨立、要堅強、要認真、要打拼、要愛家，你要懂得忍耐，你要成為眾人的保護者。或許，在我的上一代，乘著台灣經濟起飛的果實，努力打拼真的能獲得一席之地，贏得眾人的尊敬。然而，當今青年面對的大環境並不友善，高房價高物價的現實，讓我們難以成為一個「有肩膀」的男子。文化觀念的快速變遷，也不斷要求男性成為擅於表達情感、有性別觀念的人。但缺乏情感教育的我們，只知道要符合社會的主流期待讀書賺錢，真實的感受時常被壓抑在內心深處。[2]
「我太太在養我」：自嘲背後的文化期待
自從我讀研究所後，家中的主要收入都來自太太。當我跟人介紹家中的經濟情況時，總是會先以「自嘲」的口吻說「現在是我太太在養我」。為什麼需要自嘲？因為這不符合理所當然的性別文化腳本。我爸爸跟阿公的反應則直接多了，他們在我自嘲完後都會問我何時畢業、要找什麼工作，並委婉地說「你不能這樣」（被太太養）。
說實話，我還沒有完全接納我現在就是被太太養的現實。有一次我「異想天開」地跟她說：「如果以後我們有小孩，有沒有可能我全職照顧他／她1–2年，你就放心當老師衝你的事業？說不定我還可以藉由這樣的田野觀察，再做一個『全職爸爸』的研究。」儘管她覺得我的想法很有意思，想繼續跟我聊，但內心突然有另一個更大的聲音叫我「不要去想這些東西」。不知怎地，我突然產生一種「想都不敢想」的感覺。我後來才理解，這就是社會對於我這種異想天開男性的質疑與譴責。它叫你不要去想這種癡人說夢的生活（「拜託，你是給你老婆養耶！」），它讓我恐懼說出真正的想法，它讓我自願地接受這種不自由的狀態。
我是受壓迫的人嗎？在客觀的標準下，確實不是。我是一個中產階級男性，現階段不用為家庭的生計煩惱，我已經比非常多人幸運了。但是，這就是矛盾之處。我大有機會能自在地活出自我，但性別的文化期待仍不允許我做出這樣的選擇。在這層意義上，我仍然困在父權的結構中難以掙脫。
壓迫者與受壓迫者的共同解放
壓迫者與既得利益者也是被壓迫的人，他們只是夠幸運可以透過自己的優勢獲得階級與性別利益，但建築在這之上的安全感與自尊是薄弱的。他們非得透過父權文化的透鏡去檢視自己的生命，才願意肯定自己的價值。說到底，他們只是玩得比較好的遊戲玩家，卻不曾問為何要玩這個「權力遊戲」。因此，我寧願稱之為「受創的贏家」。
相對地，受壓迫者也會不自覺內化來自壓迫者文化的價值觀，並進而成為現狀的維護者。他們不僅自卑地譴責自己不夠主流、還不夠好，也會開始藉由「比較」來數落他人，甚至暗自竊喜自己沒有過得比別人差。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內心的壓迫者，無論我們處在何種位置，都會成為既有體制的幫兇。
無論是有權或無權的人，若皆遵循著追尋權力與名聲的道路，認為唯有這樣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那我們無疑落入了死胡同中，焦慮地在意自己是否配得一個值得關注的眼神，永遠不得安寧。
因此，我們應該意識到，男性與女性、壓迫者與受壓迫者都同樣需要獲得解放，因為我們被困在名為「好男性」與「好女性」的文化框架中，無法活出自己真實的生命。我很喜歡巴西教育學者Paulo Freire在《受壓迫者教育學》所說的，我們不應該從壓迫者身上尋求榜樣，「在追尋救贖的抗爭中，受壓迫者必須要成為他們自己的榜樣。」[3]真正的解放，唯有透過「覺醒」（揭露世界的不公義體系）與「實踐」（帶著愛與勇氣改造世界），才能讓我們活出一個新的生命，「不再有壓迫者，也不再有受壓迫者，只有正在追求自由過程中的人」。[4]
透過脆弱彼此連結
若女性神學的終極目標是人與受造界一同在不公義中獲得解放，那麼女性神學本該有男性的聲音。然而，只要男性持續故作堅強，不願坦露在父權文化下所受的傷，我們就無法聽見這些聲音。但沒聽見，不代表不存在。
在某次教會小組的聚會中，主領透過一篇女性生產的文章，[5]問大家為什麼鮮少有人談論新手爸爸的脆弱與無助？在場有小孩的男性分享，其實成為爸爸的過程中有滿多不知所措與需要重新學習的地方。此外，職場文化並不鼓勵男性坦露個人情感，因為展示脆弱代表著被評斷、比較、攻擊的可能性。大家的相處大多是基於自我保護的公事公辦，平常鮮少有機會可以講出內心話。
我深信，信仰群體的任務，就是讓人不羞恥地面對自己的脆弱，並將這些脆弱化作彼此連結的力量。因為在脆弱中，我們看見了共同的人性──渴望被上帝所愛。儘管不同性別與階級的脆弱經驗大不相同，但這不應阻礙上帝兒女的團契。當我們願意從自身挪出空間，接納他者的生命進入心中，便能將這些故事轉變為創造性的改革力量。
我相當期待未來有機會聽到更多弟兄訴說「男性經驗」。別誤會，這才不是什麼「平衡報導」。只要我們深信人應該活出上帝所創造的美好形象，我們就已經踏上女性神學之路了。
[1] 亞莉．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第二輪班：那些性別革命尚未完成的事》（新北：群學，2017）。
[2] 或許，這也是為何越來越多人將男性追求異性的各種NG行為當成笑話，如「直男行為研究社」。
[3] 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受壓迫者教育學：五十週年版》（台北：巨流，2019），頁92。
[4] 同上，頁85。
[5] HyeRan Kim-Cragg，〈為人母親的神學省思〉，載於詹秀音編，《活出上主形象的喜樂》（台中：亞洲婦女資源中心，2022），頁4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