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八年,蕭雅全交出他的第三部長片作品《范保德》,並以此作獲得第二十屆台北電影節最佳導演。五年過去,他再帶來新作《老狐狸》,前作被評論為一封遞給父子關係的家書,到了《老狐狸》,蕭雅全依然寫父子。但他卻說,這兩部作品的文眼,從來都不是父子,是命運和選擇。
早在金馬首映之前,《老狐狸》已於今日秀泰影城舉辦幾次試映,八樓的影廳旁是早已乏人問津的電動遊藝間和壘球打擊場。電影開始之前,蕭雅全就站在過道的正中央看著所有人擦身經過他,沒有過多寒暄,他就只是佇立在那。
電影結束後,我從昏黃又漫著尿騷味的樓梯間離開,搭上乾淨且明亮的捷運,接著走進雨裡,轉開住處鏽蝕的紅色鐵門,再次順著年久斑駁的樓梯向上爬。那一刻我忽然在想,一直兜轉在真實與虛構裡,感覺到自己的命是橫亙在年老與新生之間的我,在踏進影院的那刻,其實是走進了蕭雅全重構的現實世界。向下看是一口天井,有點舊,一定老派,花磚間還滲著雨季不停的濕氣,裡頭混雜著一些陰翳的、不那麼愉快的真實。
我忽然感覺這樣的彎彎繞繞就和電影一樣。
如果把鏡頭拉遠一點,那將會是電影的第一顆建立鏡頭:涉世未深的青年搭上電梯,朝向深諳世事的他方,佇立其中的老狐狸就是蕭雅全,而曾經的他也和我一樣抬起頭,死盯著數字,期待往上。
訪談一開始,我問蕭雅全他眼中的舊世界和新世界最大的差異在哪?在今昔交錯的電影時空裡,改變的到底是人性還是科技?抑或是科技改變了人性,而人心又在改變時代?面對這一連串問題,他開口的第一個答案卻是:「我既喜歡又尊重我的媽媽,但她教的道理,我通常都覺得煩。」,他一面覺得煩,但沒有太多抱怨,就只是給了我一個結論。接著才談起了他連結父母一輩的部分思考,以及欲交遞給下一代的新的生存方式。
「時代的生存法則其實一直會變動,以前教的那一套倫理,現在一定不適用。接著,現在我們認為對的事情,三十年後也不見得是對的,這是生命輪轉的週期,也是人存於世時得要面對的。」
但,難道沒有不會被時代撼動的東西嗎?
片中,老狐狸(陳慕義飾)和廖泰來(劉冠廷飾)都代表著幾個時代的台灣父執輩形象。後解嚴時期,台灣經濟猛然起飛,老狐狸搭上了財富的順風車,終在逆勢裡翻轉自身階級;廖泰來則是完美地複製了上一代的安分守己,就在餐館做領班,老狐狸的詐和廖泰來的純,來自開/關的選擇。
在蕭雅全心底認為不可以,但或許已經開始撼動的東西是選擇,選擇的背後則是同理。「我想丟進社會裡討論的,其實就是同理心。五十年前有它存在的意義,而今也應當如此。只是我們在面對世界的時候,因應的方法一直在改變,現在看起來已經失落的東西,我希望它仍然存在。但我得要先釐清它形變的原因,我不能只是簡單粗暴地跟我的孩子說『現在的社會就是這樣』,所以我得回到源頭開始梳理。」
因此,電影就得從上一輩開始說起。
蕭雅全說廖泰來的原型來自母親,可當他把劇本交給劇組之後,劉冠廷卻說像他爸爸,劉奕兒也說那是她爸爸,可侯志堅又說這是他媽媽──這時候,蕭雅全才發現,他刻下的是一個共同時代的肖像,是千百萬個廖泰來。
在看過電影後,太太告訴蕭雅全:「劉冠廷一直讓我想到很多張臉,有一個時代的臉就是這樣說話、這樣想事情、這樣要求孩子的。」,片中所建構出的八〇年代,其中的精神可以追溯至更久以前,那是世代之間不斷傳承的價值觀──你要先考慮別人,你不要去跟人家搶,你不要去傷害別人。
電影設定在 1989 年,在那之前的蕭雅全已經拍了一支由侯孝賢演唱的〈醉死臺北城〉音樂錄影帶,後面幾年,出身美術系的他以實驗錄像藝術活躍於圈內。他在藝術學校不曾領略過外面社會的法則,藝術教的總是如何找到自我、覓得思想,他們花了大把的時間討論人該如何面對自己,卻避而不談社會──好似社會是髒的,藝術需要絕對的純淨。
蕭雅全和系上同學在畢業後,普遍遇到的問題是「錢」,該如何靠藝術謀生當然是其一的煩惱,但更多的是他們不敢開口為自己談價碼——將藝術秤斤論兩,好像是褻瀆。他發現走進社會之後,所有不曾觸碰的問題都浮出水面了,「如果想保護自己的作品,我就得學會狐狸的語言。」
於是,老狐狸的形象就這樣從他碰過的千百隻老狐狸身上被提煉出來。
做作品的時候,他可以是悉心梳理自己,非得將個人美學推至極致不可的少女,可一旦作品要端出去供眾人觀看、評論,甚至定價,他就得變成強悍的母親,通曉狐狸世界的思考,學著如何和狐狸共存。
蕭雅全搭上了由狐狸引路的河,自己也長出了尾巴。
「你試著想像有一條河隔開了階級,老狐狸是從這一岸去到彼岸的人,他不是先天就待在那裡的,所以他對此岸的世界觀、思維與情感是熟悉的,只是他選擇要去對面。」
廖界(白潤音飾)和蕭雅全都想要去到更高級、更明亮的那一頭。
千禧那年,三十出頭的蕭雅全拍了《命帶追逐》,他想無視命運的存在,遂將薛西弗斯那顆一再推上卻總是滾落的巨石擊碎,把所有名為宿命的碎石改用扔的,像在挑釁。
敲碎了大石,手心的掌紋也因此消失,東清看起來是自由了。在拍完《命帶追逐》之後,好多人都說蕭雅全是宿命論者,他卻說自己是因為受夠了宿命這回事,才想拍那部片的。
「那時候我還很年輕,其實也講不清楚這一切,但在當時我的生命狀態是一群人的預言,每個人都急著和我說接下來的我會怎樣,世界會怎樣。但明明人是獨一無二的,卻被決定在一個已成定局的脈絡裡,我在當時理不清自己的想法,就像個鬧脾氣的孩子,想要醜化宿命這件事。」後來,他一直在尋找抵抗與順服之間的平衡,近二十年後,他才決定好再回答一次──命運是什麼?抵抗又是什麼?
他的順服展現在廖泰來身上,而抵抗則在老狐狸身上發生。廖界則是介在兩者之間的新生。
在寶福樓一場老狐狸和廖泰來的無聲對話裡,老狐狸將買不買房的決定權交到廖泰來手上,觀眾沒能聽見的那段話,老狐狸只說了兩句:「我答應廖界會把房子賣給你了,但這是李家的起家厝,他們也想要。」,廖泰來的決定是預料之中,於是當廖泰來真的這麼做的時候,老狐狸才笑著說:「你知道嗎?你真的沒有讓我失望。」
這場戲的安排精妙,只用了一個來回便揭示出角色間的順與不順:老狐狸並未違背他在靈堂大鬧時的篤定,也未曾想過要反悔給出去的(對廖界的)承諾,他只是在廖泰來身上看見一絲希望──他會做出利他的決定。
只是,老狐狸確實虛偽,但這有一部分是裝出來的。
「當時我們家沒有搭上那輛財富列車,以為自己還在小康的中產階級,但其實早就往下跌了,因為別人都在狂飆。不過,一夕致富的人會戴上紳士帽『彰顯』自己的品味,卻依然用紅白相間的塑膠袋裝現金。他們還是隱藏不了自己原本的顏色。」
老狐狸的媽媽是做資源回收的,在八〇年代之前這叫做「收垃圾的」,隨著政府開始重視環保,法規又還未能跟上,廢棄物便成了可以變現致富的「環保事業」。然而,成功翻身的老狐狸在餐館抽雪茄,回家抽的卻是新樂園;談生意會在餐館設宴,私底下吃的還是路邊的燒仙草。那是他還流著這一岸的血,也是他原生家庭的養成。
廖泰來的決定使得廖家未能翻轉階級,那老狐狸就真的推翻命運了嗎?
片中最大的改變,發生在廖界身上,而其中最關鍵的,是老狐狸給了他一個可以修理敵人的秘密。但總是選擇利己的老狐狸,為什麼願意給予?
蕭雅全給了我兩個答案:一個理性、一個感性。理性的他說那是因為這份給予並不會讓老狐狸失去任何東西,他依然可以用這個秘密去修理他的員工,而廖界可以藉此恫嚇欺負他的同學(員工的兒子)。
感性的答案,他卻說得像是一場註定。「人偶爾都會發生這種事,你會在芸芸眾生裡只看見一個人,你們會產生一種致幻的連結,對他有特別的情感,會和他說特別的話,對老狐狸來說,廖界就是這樣的存在。」,這當然還有一部分是他失去兒子的移情作用,但更多的是老狐狸發現廖界渴望成功,發現廖界喜歡「爽」,他們面對未來的目光是相似的,才讓他在明明有千百人的屬於貧窮的這一岸,只看見廖界。
因此,廖界就像擁有兩個父親──他才是真正能做選擇的人。而蕭雅全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擁有選擇的權利。
但「選擇」也絕非只是二元對立的變好或變壞,這是蕭雅全希望在片中呈現的,這也是電影留下懸念的原因。「離開電影,回到生活經驗裡,你會發現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是絕對的,很多都源自於選擇,而每一種選擇又有各式不同的觀看角度,這是人心與人性的複雜。」,回到電影裡,即使兩個父親在故事揭開序幕時,已經快速地被塑造出兩相不同的人格,但順著劇情描繪,依然變得不那麼典型、簡化。
在廖界第一次決定「傷害」時,他只把老狐狸給的武器用了一半,不自覺選擇了自保,而非毀滅他人──即使廖界已經乘在老狐狸的船上,但廖泰來與他的連結仍在,於是在傷害的同時,同理心/新生也相伴而生。
回到《老狐狸》,這正是蕭雅全帶著世故的溫柔之作。
老狐狸的偽裝、蕭雅全的世故,都是《范保德》裡所說的「故作無情,只是保護深情的方法」,而在電影/訪談的中後段,他們都輕輕地脫下了外衣。
為了表達片中不斷出現的階級,蕭雅全想找到一個實體的介質來視覺化抽象的不平等。在老狐狸和廖界對話的那場車戲裡,劇組加裝了一面單向玻璃,就放在兩個角色之間。只要玻璃兩側的光比相等,就能看見彼此;但只要亮度不平均,待在暗處的人就能隱藏起來,待在亮處的人就看不見暗面的人。
電影裡第一次出現這種不平等是林珍珍(劉奕兒 飾)對著落地窗搔首弄姿的那場戲,後來幾次是老狐狸主動搖下車窗、打破階級與廖界建立連結。直到廖界在車上播了〈鳥仔〉時,音樂先是將老狐狸拉回到十歲,在那刻,他們的階級已經平等;接著廖界拒絕承認自己與老狐狸的相像,進而說出「我不是你」、「乾我屁事」時,於是廖界變暗了,他選擇封閉自我,於是便在關係中佔了上風,老狐狸也在這一刻回到原形。
只望得見自己的老狐狸,實則是在每一次的選擇裡,將真實的情感隱藏,可在他遇見廖界後,出現了超越理性的情感,他想把這個孩子拉到他的領土來。而廖界看著坦露脆弱的老狐狸,也在選擇自己究竟要像誰多一點?或者說,蕭雅全希望廖界更像誰一些。
蕭雅全沒有回答自己的期待,在現實世界,他用留白保留了解讀的空間,就連在電影裡,他也希望自己不要成為角色的命運之神。
「做創作是你試著提出主張、看法,把它加入可以被討論以達共識的過程,就像以前會說『飯一定要吃完』,現在會說『吃不完不要勉強』,這是一個達到新共識的過程,而同理心究竟有沒有意義,該不該繼續被討論也都是過程。做作品就是這樣,但我只能盡量表達,至於它會不會被討論、閱讀、影響,甚至成為共識,我做不了主,也沒有辦法去撼動,畢竟它得符合眾多人的內心需求,才有機會變成主流。」
曾經的蕭雅全或許認為,凡事都應該先依他人的思考為優先,才能消弭社會的不平等,但現在的他不再天真地認為同理心可以解決階級對立,只是依然相信:失去同理心將會擴大階級對立。
最後,他又跟我舉了一個例子來應證對宿命的看法,他說自己終於看透了一件事,是他這輩子不管再怎麼努力,都不會有辦法灌籃。這確實是宿命,但他沒有辦法接受因為宿命,所以人生就只能是不斷的複製。
就像回到生物學上,因為有了複製,才有突變;因為有了突變,才有改變。
他在二十年後,承認了生命的重複,卻也發現自己有選擇突變的可能性。這聽起來或許太玄奇,但在他的生命史裡,唯一可以自我決定的,便是對選擇的積極性。
電影的最後一場戲,是所有角色穿過銀幕走進現實世界、與蕭雅全在潮濕的陋巷裡擁抱的魔幻時刻,那張既喝冰水又折刀片的臉,是 Steven,也是廖界;是蕭雅全,也是包含你我的眾生相。
而在電影現世之前,蕭雅全說他做過最滿意的一個決定,是在第四版劇本加入了現在的結局,因為他想告訴孩子的不只是要擁有同理心──而是生於世,還得學會一些狐狸妖術才行。
劇照提供/華映娛樂
攝影/ioau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