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綻放,曾經有光:《富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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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是多元群體的國家,「富都」(馬來語:Pudu,是後來新取的名字,當地人大多仍稱呼其「半山芭」的原名)位屬馬來西亞吉隆坡市中心東南部的一個區域。區內有許多老舊社區及古蹟,原是中下階級的華人主要聚集地之一,但自90年代開始,經濟條件改善的華人逐漸遷往臨近的蕉賴、安邦一帶,許多原本店屋上層的住宅屋企便由其他東南亞及南亞國家的外勞租借,現今形成吉隆坡移工與無錢外移者──性工作者、跨性者、貧戶、孤獨老人等邊緣族群,以及緬甸內戰流亡的難民──的聚居地。若缺少身份證明,即使是當地出生的馬來人,同樣無法擁有完整的公民權益,無法投票,無法合法工作、考駕照,無法去銀行存款與提款,不時還得躲警察臨檢;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報酬亦常遭剝削或掠奪。恐懼使安定成為隨時到達燃點的紙,而他們猶如影子,只能在陽光下現形,一旦陽光隱去,就沒入黑暗難以分別。電影《富都青年》(Abang Adik,馬來文的「兄弟」)的阿邦(吳慷仁飾)和阿迪(陳澤耀飾),互稱「哥哥-Abang」與「弟弟-Adik」來取代不存在的名字,就在這樣的社會邊緣相依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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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代價

 

「有些人只依靠自己的影子生活,
 甚至不是用整個的影子
 而是依次的,時而一隻手,時而用一隻眼睛。」──〈影子〉馬林‧索雷斯庫

 

  沒有身份證明,在整個社會等同幽靈;如果身邊沒有依靠,甚至沒有人叫喚名字,寄身的地方也只是在空間移動,稱不上是一個「家」。因為火災失去父母與出生證明的「哥哥」阿邦,就是一個戶籍上「不存在」的人,他善良、認命而純樸,聽障的他用助聽器與手語和周遭的人溝通與建立連繫,他有朋友、有同事、有常常照顧他們的鄰居Money姊(鄧金煌飾),有愛慕的對象,照顧弟弟是他生活中最要緊的事。「弟弟」阿迪身體健全,雖因是非婚生子被父親拋棄而沒有完整的身份,但至少擁有一張報生紙證明自己生於馬來西亞,不用躲警察。由於有哥哥照顧,也與哥哥的認命相對,怨憤不甘使他想要反抗環境給他的限制,腳踏實地對他來說是一種屈服,故而選擇向移工販賣假身份證賺快錢,自認是兩方得益的好事──電影開場的逃逸與墜樓場面,讓我聯想到《九槍》弱弱相殘的環境──結果是剝削移工的血汗與希望後再被更高的仲介奪走,除了背負仇怨外一無所得,阿迪只能回到包養他的性工作者身邊。性愛後對方給予的皮肉錢,是他這一天賺回來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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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阿迪很明顯拒絕長大,因為有哥哥照顧,他的心智部分停留在被父親拋棄的年歲,怨恨驅使著他亟欲證明自己,更拒絕「利用」父親來換取身份證。比起擁有身份證後就多一份力量庇護哥哥,他更害怕身份不同後就必須獨立離開哥哥身邊,故而屢次藉由任性獲取安全感。環境形塑一個人的認知與判斷力,一無所成的自卑和對父親的恨意,都加重他與阿邦的依存關係,無形擴大占據靈魂的陰影,看似親密的共舞,更像在各自的孤寂裡,唯能擁抱彼此的魍魎。當包養阿迪的女子決定離開此處也停止賺皮肉錢,用沉默拒絕他毫無責任與規畫的求婚後,拚命為他們兄弟尋找申請身份機會的社工李佳恩(林宣妤飾)來訪,焦急的勸說刺中了他無能的自卑,令他本能用最原始的暴力反擊與證明男子氣概,致使佳恩陷入險些被性侵和重傷的危機。意外發生後,阿迪無力處理與負責,只能逃離現場扔給阿邦;而長期躲警察躲到失去判斷力的阿邦,極度的恐懼支配他失手扼死了無力求生的佳恩。罪惡感與生存的絕望使阿邦決定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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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知道佳恩真正死因之前,我一度以為阿邦的自首是為弟弟頂罪。即使家人不贊成她的工作,身為議員的哥哥都明白伸手協助是徒勞無功(他們甚至沒有投票權,而她又能保回阿邦、救回意圖跳樓的三姊妹幾次?),佳恩仍放棄尋找更安全的工作,決心走入富都叢林,儘管習於依存的阿迪一再拒絕,仍想堅持讓善良的阿邦改變命運。當她進入那間熟悉的房間時,或許未及想過善意與熱心會將她推入絕境,畢竟隻身一人要撥除社會底層的陰影,還要被指教做得不夠多、不夠正確、不夠同理,被吞噬折損只是遲早的事。她的死亡也考驗了兄弟情誼,印象深刻的是阿邦在公車暫停時下車喝水,拿下助聽器的他聽不見公車駛離的聲音──是恨意驅使他放棄弟弟,還是內疚使他放棄自己?當公車連同陰影離開,阿迪在陽光下現身呼喚哥哥時,是放不下的罪惡感,還是將被拋棄的預感?知道佳恩死因之後,回想這幕令我悚然,也隱約看見埋葬在這對兄弟深厚情誼底下的恨怨,最終形成怎麼也無法切斷的命運交纏。最終阿邦隱瞞真相前去自首,讓阿迪此生背負著兩條人命,體會自己拒絕長大必須付出的龐大代價──這是最好的選擇,也是唯一的,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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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絕望與光

 

  「人都會死,我也會死,你我現在都還能在這裡呼吸活著,活著,就要好好地過活。」
  「你叫我不要放棄,繼續生活下去,但我不行,你知道我活得很辛苦嗎?我從出生就沒有父母照料,我沒有家人,我只能一個人靠自己長大,我天生啞巴,沒有父母來疼我,我也想有人愛,但不能;我也想說話,但我不能。
  我明明就出生在馬來西亞的土地上,卻因為父母雙亡,出生證明又被火燒掉,無法申請ID,沒有身份證,我整天提心吊膽,活得警醒緊張,隨時怕被抓,隨時準備要逃,這樣的生活你體驗過嗎?你能理解嗎?如果你不能,就別跟我講這些不切實際的人生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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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倆互為光影,相較於阿迪的任性依賴,阿邦的身影在電影裡固然黯淡,卻又展現求生的鮮亮;阿邦沒有身份的影,襯托出阿迪猶有未來的光。而自從向那個孩子遞出水煮蛋後,阿邦等同背負了另一條極其沉重的生命,同時積極渴求著愛,和周遭、和緬甸女孩無聲的情感,可以看到他對每一段情感的呵護,但未來的無望又使他無法真正留她下來。佳恩的死,加劇了他必須不斷逃亡、再無天日的恐懼,無論是決定自首、阿迪探監以及他用盡力氣說出三次「我想死」,都滿溢過去拚命存活仍墜落谷底的絕望。失聲的他或許是第一次真正被聆聽,長時間壓抑的酸苦終於有了流淌的缺口,卻也是最後一次。法師的勸說是對整體生命的理解,但在阿邦匯聚所有生之痛苦之前,畢竟太過輕薄,更太過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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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即阿邦唯一的發聲,傾訴了過去連阿迪都無能傾聽的苦。當他的苦被聽見,他的善良得到認同後,佳恩入夢的話語,讓他憶起過去與弟弟相伴的時光──照顧弟弟,實則照顧了一直以來孤寂、必須獨立存活的自己。幾無未來的人,求生是以遍體鱗傷的肉身衝撞每個當下未知的惶懼;但殺人償命決定了結局,反而使阿邦得到心靈的平靜,好好度過接下來的時間。這也是為何和阿迪的最後一面,他只要求和弟弟敲最後一次的水煮蛋──最初相遇時的蛋,對阿迪來說是破殼而生,阿邦是他的再生父母;之後的每一次,是兩人重新相遇、相依為命的證據;而在這最後一面,阿邦已一無所求,儘管曾經絕望痛苦,但他已經無愧於心地活過一次,去付出,去愛,用生命去贖罪──證據確鑿的死刑至今仍是割除腫瘤、維持正義的方便選項,在陰影底下掙扎求生、牢中飲食勝過平日的幽靈,自是被正義拒之門外。雖是赴死,卻是下一次重生的機會,下一個輪迴,或許可以不再如此悲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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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說《富都青年》令我深感哀慟之處,並非傷己憫人與寄生依存的兄弟情誼,而是想要努力去愛、去給予、去生活,這樣基本而卑微的願望,換來的是身陷險境的絕望,就像阿邦買下想要贈送緬甸女孩的絲巾,最終在Money姊手中隨風飄零。同理他人痛苦後的付出,未必換來對方的善意回應,甚至可能換來自尊受傷的反擊,或者對方選擇寄生在付出的善意裡,始終沒有改變的能力──畢竟人性如此脆弱,當自己這一關都過不去時,根本無能付出或回饋愛,遑論為彼此帶來幸福。所以佳恩與阿邦必須死去,在不見天日的富都當中,他們為愛付出的生命,和兄弟倆與Money姊相濡以沫的善意,是現實裡唯一能短暫顯現陰影與黑暗的光亮。而阿迪在付出兩條人命的代價後,終能蛻去那層幼稚的殼,去面對自己的父親,生的來處,並且重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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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都青年》的敘事相當單純,卻是在阿邦這樣一個「不存在」之上建構了生命與愛的純粹,呈顯在制度與人性的陰影底下掙扎飄零的同時,情感與善意使他們得以暫時逃離生命裡必然的痛苦,且曾經綻放,曾經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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