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的骷髏》書名乍看有些駭人,甚或黑色幽默,只要一翻開,難以言喻的哀傷與同情便會誕生。在「見證他人之痛苦」已經麻木的時代,視覺上的疲乏,瞥見此書描繪的場景,尤其專注在幼兒的營養不良及其疾病時,還是不免心碎。這是本書能影響人心,足以讓非專業人亦能共鳴的原因。那畫面猶如過往我們看見「飢餓三十」之類的宣傳照,西非那群飢餓的孩子:四肢乾枯,眼睛凸而無神,臉頰凹陷,肋骨可用肉眼辨識,還有好圓好凸的肚子。煽情一點,那些欲哭無淚瀕死的孩子,身旁有虎視眈眈等待食屍肉的禿鷹。
飢餓的身體與疾病,無辜的幼兒,已超越貧窮的想像,事實上有一群人,連裹腹勉力活著都難以做到。夭折是常態,必須眼睜睜的看著孩子因飢餓與疾病走向死亡。
德特威勒的馬利村落田野風景,文化人類學者關注的不同。不在於宗教與神話系統,不在於政治或親屬結構,不在於經濟作物的生產或分配,不在於語言結構組成怎樣的主體性與認知結構,而關於身體,某種特殊的,營養極度缺乏的,也許在人類學家「重返田野」過程,會消逝的脆弱身體。
奇妙在於,這種營養學、幼兒體質測量與觀察中,其實也多面性的窺看(而不是有意的全貌展示)。在這樣的追問當中,隱藏在人類學所有的常見的問題意識,有更大且更原始的文化衝擊:我們對於怎樣是健康的身體,如何生存下來的觀念,有根深柢固的差異。
或抽象點來說,怎樣的社會與文化,就會有怎樣的身體。
這並不是一個西方人類學家帶著醫療技術與知識,拯救非洲悲慘的故事。亦不是冷眼旁觀,無能為力邊流著眼淚邊寫下的紀錄。人類學家的「在場」從來不是中性,《跳舞的骷髏》的記錄裡,包含著人類學家的「重返田野」,而且「作為母親且帶著女兒」,以及她來回於白人世界與在地村民的選擇,使他能保持著的未必完全融入但可保持距離觀察的角度(「我在班巴拉人的生活進進出出,經常會被其他美國同胞的問題點醒,意識到那樣的農村生活有多異地、多不尋常」)。
從第一章開始,她點出這本書的基本命題:她「一眼就看出他(田野地兒童)嚴重營養」,但作為人類學家,由於研究聚焦在傳統幼兒餵養方式與對兒童生長的影響,因此不會干擾報導人的餵養方式,但有時候「不提供任何建議或協助感覺很不道德」。關鍵在於,觀察餵養方式與生長影響這看似生理體質的因素,背後其實有更大的文化盲點。對當地人來說,兒童的疾病、不願進食、遲緩生長,這些徵候與餵養方式的概念是難以產生因果關係的。換句話說,「吃得營養點=健康」這樣的概念並不在當地文化裡。那些母親不是眼睜睜看著孩子夭折,而是除了物質條件外,也有觀念上的問題,而是否要改變當地文化又落入人類學家的兩難中。
當然,本書也觸及了其他身體面向,譬如第三章的女性割禮。呈現了人類學家與田野地居民的差異,當地女性認為割禮是「理所當然的」,她們從來沒想過女性的性高潮有什麼重要性,也不懷疑這樣是剝奪女性的快感。本章的末尾,帶出另一個重要故事,她看出某位幫傭女士的孩子營養問題,不斷的勸說依然無法讓對方理解,最後才緩然大悟母親本身的智能問題。這時的盲點就是人類學家的:她沒想到智能不足的女性也能在馬利結婚生子。
瑪諾布古的父母不常觀察幼兒的糞便與尿液,也沒有從當中觀察幼兒健康問題的習慣,亦對於寄生蟲之於人體影響不清楚(第四章);婦女無法有效掌握家計需要金錢,也不會為了兒童健康而花費買肉,肉屬於大人吃的(第五章);細菌與營養之於健康的關係,生病不一定得吃藥,而是補充營養與衛生,我們習以為常的觀念很難跟當地解釋。而作者也提醒,認知在美國也是近代產物(第六章);第七到九章,則大量的描寫當地婦女的多產,與夭折。死亡是無比正常的,更全面地剖析當地人的餵養觀念,越產生無力感。譬如瘦弱的孩子已經習以為常,他們覺得「小孩子就長那樣」。
〈跳舞的骷髏〉一章,則道出她最深的吶喊。看著那些營養不良的兒童跳舞表演,觸碰了她最大的疑惑:我們努力讓小孩免於霍亂、瘧疾,然而他們卻會營養不良而慢性死亡。
當整本書走到了最後一章,藉由人類學家女兒嚴重瘧疾,她母親身份更能體會喪子之痛。對於「死亡在馬利是生活的現實」有更貼近的體悟。
作者的文化觀察在此書呈現是具體的,從餵養、生活、健康情況、生病、飲食等面向呈現,比起更多強調宗教、親屬、語言系統的研究,閱讀應該更容易帶入。除了喚起某種同情外,也同時能回頭審視許多我們以為習以為常的觀念,譬如吃得營養才會健康,對某些地方來說是多陌生,對於同情過後的省思,便可能多了一層。就像理解作者在看到「跳舞的骷髏」的憤怒與悲傷的理由,我們觀看他人痛苦時產生的同情,就不至於過於廉價、消費或自我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