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評｜桑德爾《成功的反思》解構成功焦慮（上）
時隔數年，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成功的反思》讀來仍然令人熱血沸騰。這位社群主義者從反菁英的民怨現象切入：「機會平等」和「向上流動」曾經是有力的政治口號，為何如今無法消除民怨？問題是出在這套觀念沒有被好好落實嗎？還是這套有關成功的觀念本身就有問題？在我看來，這本書的切入點非常有說服力，遠勝桑德爾先前的任何作品，而後段雖有不足之處，卻也留下許多值得發展的理論方向。
不同於暢銷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成功的反思》更為學術，對於背景知識的要求也更高。在不扭曲理論內涵的前提下，我會試著用淺白的語言來解析這本書，其中包含我的觀點，我也會試著串聯其他學者的觀點。因為篇幅較長，這篇書評分為（上）（下）兩篇。
哲評｜桑德爾《成功的反思》：解構成功焦慮（上）
邁可桑德爾《成功的反思》
才德的問題
將merit譯為「才德」很妙。這個詞有功績的意思，也有應得的意思。「才德」的翻譯結合兩者：有才故有德。有才能是自然事實，而才德的觀點賦予其道德意涵，那就是功績不只是自然事實，更是在道德上值得表揚的。
才德，或者是說獎勵才德，這樣的觀點不難想像。表揚才能與功績不只能讓社會更有效率，「以才取人」更有助於消除基於性別、種族或宗教的不平等。更甚者，這種觀點讓我們相信命運操之在我，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只要努力就能成功，那沒有成功代表不夠努力嗎？桑德爾敏銳地指出才德至上論的政治後座力：勝者驕傲自大，敗者屈辱不滿。這些「道德情緒」累積成政治上的不滿，終究造成反菁英的浪潮。
不只是在現實上造成敗者不滿，才德至上論在理論上也有問題。桑德爾借用平等自由主義的觀點，指出才能具有「道德偶然性」，那就是才能受到許多無關道德的因素影響，比如天賦受到機運影響，天賦是否獲得適當的培養也仰賴機運，而社會獎勵怎樣的天賦更是機運問題。同樣是運動天賦，擅長打籃球的人在這時代可以賺大錢，擅長比腕力的人就沒辦法；此外，有籃球天賦的人未必有獲得適當培養，遑論有許多人根本沒有特殊的天賦。這些都受到機運影響，而運氣好並不值得表揚，正如同運氣差也無須感到羞辱。
對於機運的影響，我們可以做出延伸思考。生活中有許多事情具有隨機性，有些學者甚至認為隨機性的影響遠比我們想像的大，例如以《隨機騙局》和《黑天鵝效應》成名的管理學者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認為賺大錢的人很可能只是運氣比較好的傻瓜。只要有足夠多猴子坐在打字機前，遲早會寫出偉大的小說。然而，哲學家伯納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反思「道德運氣」(moral luck)的概念：如果去除運氣，我們還剩什麼？思考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對抗虛無。
塔雷伯《隨機騙局》
伯納威廉斯《道德運氣》
市場自由主義
對於才德至上論的問題，桑德爾認為有兩種可能的替代方案。一個是「市場自由主義」，另一個是「平等自由主義」。在此，桑德爾看似很慷慨地把自由主義視為優先的提案，但其實對他而言，這兩種解方都不夠好。
重視才德造成失敗者自我譴責，在不重視才德的時代就比較沒有這種問題。英國作家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在他2004年的哲學散文《我愛身分地位》中就提到這個觀點。他指出「菁英制度」是造成地位焦慮的成因：封建社會的人對於地位抱持宿命論的看法，他們不會認為地位低落代表道德低落，那只是代表命運不好。相較於此，現代社會的人經常把地位連結到個人的才能和努力，甚至連結到道德，並以此作為對於個人的評價，反而造成地位焦慮。
桑德爾認為市場自由主義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舉出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觀點：我們不應該將經濟報償道德化。自由市場可以使得有才能者獲得更多經濟報酬，但那不是因為他們在道德上應得，而只是因為他們所提供的服務在市場中具有經濟價值。經濟價值就只是經濟價值而已，它和運氣有關，而和道德無關。舉例來說，也許老師比基金經理人更值得尊敬，但這不影響基金經理人可以賺到更多錢，因為收入並不反映一個人應該受到尊敬的程度。
海耶克的論述在理論上解決了才德至上論的問題，但它真的是一個好的解方嗎？如同我們不願意回到封建社會，基於運氣而處於較低的階級，然後安慰自己地位低落不代表道德低落，並提醒自己應該努力提升德行，而非汲汲營營追求地位，我們可能也不願意活在完全自由市場的社會，基於運氣而獲取較低的收入，然後安慰自己收入低落不代表道德低落，自己做的事比基金經理人更值得尊敬。就此而言，市場自由主義將收入與道德分開的主張，雖然在理論上工整，但還是沒有解決人們實際的問題，那就是社會認可與尊嚴的問題。
艾倫狄波頓《我愛身分地位》
平等自由主義
相較於市場自由主義，桑德爾的真正對手是在當今福利國家中被視為主流的平等自由主義，以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為代表。羅爾斯認為才能有道德偶然性，所以完全基於才能的分配並不是正義的分配。為了處理道德偶然性的問題，我們應該想像所有人都坐在遮蔽身分、地位、才能等資訊的「無知之幕」背後，看看這些人在不知道自己會是誰的情況下會選出何種分配的原則。
羅爾斯認為在無知之幕後的人會選出兩條「正義原則」。其中，「差異原則」是指人們會因為擔心自己成為最不利者而規定經濟分配的不平等必須「對最不利者最有利」。也就是說，經濟分配可以有不平等，但這種不平等對被分到最少利益者必須是最有利的。舉例來說，所得稅的累進稅率對於高所得者徵收較多稅金，並重新分配給整體社會，特別是收入較低者。在這種制度下仍然有收入的不平等，但這種不平等並不是獨厚運氣較佳者，而是對運氣較差者也有好處，因為它提供有才能者努力的動機，同時也讓資質普通者享受社會合作的果實。
平等自由主義看似在經濟層面解決了才德至上論的問題。它和市場自由主義都不認為收入能反映道德價值，而它在政治上透過重分配制度讓運氣較佳者「補償」運氣較差者。「天賦的不平等是自然事實，無關乎正義或不正義，關乎正義的是政府處理這些不平等的方式。」羅爾斯的這段論述（非逐字引用）讓人印象深刻。
為什麼桑德爾不滿意羅爾斯對於才德問題提出的解方呢？也許不必等到桑德爾回答，聰明的讀者已經想到答案了。當今福利國家秉持羅爾斯的正義原則，為何窮人依然活得痛苦，富人同樣相當不滿，甚至出現反菁英的浪潮？真的只是因為政府沒有澈底實踐平等自由主義嗎？下篇文章將討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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