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Gang Leader for a Day）》

2024/02/25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蘇西耶．凡卡德希（Sudhir Venkatesh）1966 年生於印度，現居紐約市，目前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社會學和非裔美國文化。「社會學研究生深入芝加哥販毒幫派」的故事首先披露於《蘋果橘子經濟學》，引起全球讀者的矚目。之後凡卡德希完成這本《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雄霸《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更榮獲《經濟學人》選為年度最佳書籍。美國貧窮現象仍是他的主要研究與著述主題，作品散見《美國展望》雙週刊、廣播節目《美國生活》、嘻哈音樂雜誌《來源》、美國公共電視網與公共廣播網。

《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流氓社會學家的貧民窟 10 年觀察（Gang Leader for a Day: A Rogue Sociologist Takes To the Streets）》（2015）

這本書非常真實，卻也令人悲傷。第一次可以這麼近距離地認識到美國黑人貧民社區和幫派的日常生活以及社會結構，儘管世界上已經有許多學者著手進行研究，試圖提出方法改善他們的生活，但是成效依然有限。

或許我們無法直接幫助到他們，但是至少可以好好反思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生長環境，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擁有相對好的生長環境，才讓我們的努力有所價值。

雖然現在才 2 月，但我認為這部作品有很高的機率可以登上我的 2024 年前三推薦。

背景介紹

1989 年作者成為了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的博士生，住在學校附近位於鄉林大道（Cottage Glove Avenue）上的一間套房。鄉林大道介於海德公園（Hyde Park）和木草地（Woodlawn）之間，海德公園是學校的地盤，精心維護的哥德式校園，幾乎都是白人學生在上課或運動；另一邊的木草地則是黑人貧民區，窮途潦倒的美國黑人，擔任著廉價勞工，或是在街角乞討。

威爾森（William Julius Wilson）教授是當代種族與貧窮研究的權威，當時正在籌劃「黑人青年如何受特定的環境因素影響」的新研究，例如在國宅長大的貧窮小孩，和不住國宅的貧窮小孩相比，受教育和求職的情況會不會比較差？作者正好藉著這個機會，開始協助教授的研究生設計問卷問題。

作者滿懷希望帶著新設計的問卷，前往了位於奧克蘭（Oakland）— 芝加哥最窮困的區域 — 的大湖公園（Lake Park）國宅區，準備對住戶進行訪談，碰巧在那裡撞見了這部作品的靈魂人物黑幫老大 JT。

「你連我們是誰、我們在幹嘛都不顯得，要怎麼問出東西來？」JT 一句話敲醒了作者，作者從此開始深入參與國宅和幫派的生活，踏上了將近 10 年的研究旅程。

社會學研究方法

社會學領域的研究方法，長久以來分成兩派：其中一派是使用計量統計的方法，另一派則是透過直接觀察，與研究對象生活在一起，通常會稱之為「民族誌（ethnography）」方法。這部作品就是使用了民族誌的方式，深入國宅與幫派，和他們一起生活，記錄過程中的發現。

許多社會學家雖然研究人，但卻對於親身接觸他們的研究對象不感興趣。計量取向的社會學家常常會抨擊民族誌學者，認為他們的研究方法稱不上科學，提出的解答也只適用於接受訪查的族群，如果想要得到一體適用的結論，就必須仰賴大量資料的統計分析；除此之外，直接接觸研究對象，還會涉及到權力關係與倫理議題，貌似客觀中立的研究者，必然是從特定的社會位置和主觀經驗出發，與研究對象長期相處下來，也不免產生情感上的連結。

儘管如此，作者認為，在課堂上的討論，與在芝加哥街頭上看到的現實樣貌，顯得冷酷、疏離、抽象又沒有活力。作者在和黑人貧民交談過後，才清楚地了解到，他們的世界觀和社會學家筆下的都市貧民生活有多麽不同。

幫派組織

幫派組織的結構與美國企業幾乎一模一樣，由幫派頭頭扮演著「董監事」的角色，管理著各個地區的「堂主」或「舵主」，再下來才到特定區域的幫派分支，而 JT 就是管理大湖公園國宅和泰勒國宅（Robert Taylor Homes）的幫派老大。在 JT 下面還有幾名支薪幹部，包括一名會計、兩名執法人員，和一名維安協調人員，再下來就是工資較低的組長，負責帶領組員們在街上販毒。組員雖然在街上從事著最危險的販毒工作，薪水卻遠低於政府規定的基本薪資。

對幫派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賺錢，販毒是他們最主要的收益來源，許多白人也會向他們購買毒品。幫派其實並不喜歡製造動亂，因為會害得別人不敢前來購買毒品，為了順利進行生意，他們甚至會主動維持區域的治安，或是幫助國宅區的住戶，來換取隱密的交易場所。

令人意外的是，在這些貧民區裡，警察是一種比黑道幫派更高階的幫派。警察擁有公權力，能夠決定幫派在哪裡販毒、逮捕幫派份子入獄，甚至還會在幫派舉辦活動時，突擊現場洗劫幫派的錢財。對警察來說，他們很少會逮捕幫派老大，因為他們寧可由熟人掌管幫派，也不想願意讓難以預測的新人上台，或是陷入權力真空的混亂。有些警察甚至還會向國宅區的住戶施暴和勒索，不難想像為什麼住戶們大多都不太信任警察，生活中有任何糾紛時，反而會傾向交由幫派來維持安全和秩序。

國宅生活

作者初次造訪國宅時，國宅給他的印象是：

國宅區外表給人的感覺，是無趣單調，高樓與高樓緊緊挨在一起，卻和城市徹底隔離，彷彿身上帶著劇毒。

泰勒國宅的最後一棟公寓，攝於 2005 年

住在國宅的人，多數人都曾經有過正當職業，之後因為各種原因失去了工作。雖然統計資料顯示，泰勒國宅成年的失業人口高達 96%，但大多數人都是為了保有國宅的租約和社會補助的資格，想盡辦法隱瞞工作和收入，從事著各式各樣的兼職。作者訪問過的黑工幾乎都表示想找份正當職業改善生活，但除非過世或關進牢裡，很少見到他們擺脫這樣的生涯。

國宅男性最賺錢的方式是體力勞動，以每個月來說，替附近學校打掃可以賺到 300 美元，在停車場修車可以賺到 500 美元，收集廢鐵鋁罐可以賺到 100 美元，賣煙或偷來的衣服可以賺到 75 美元。國宅女性在家販售食物或糖果一週可以賺到 20 美元，當保姆照顧小孩每天可以賺到 5 - 10 美元，出賣肉體每次可以賺到 20 - 50 美元，提供住處讓人寄宿一個月則可以賺到 100 美元。

國宅的居民還會組成互助網絡，例如 A 替 B 家煮 5 頓晚餐，B 就幫 A 照顧小孩 2 天；或是互相集資，確保一間公寓有熱水、兩間有冰箱和爐子、一間偷接第四台，這幾家人會一起在有熱水的那間公寓洗澡，在另一間公寓煮飯，食物收在其他地方，然後一起坐在有空調的房裡看電視。對泰勒國宅絕大多數居民來說，要在一間公寓裡擁有這麼多設備，是想都不用想的奢望。

貧窮文化

作者曾跟 JT 討論過貧窮文化，部分社會學家認為貧窮黑人不工作，是因為他們不如其他族群重視就業。JT 反駁說，就算只拿到最低薪資，我們也應該引以為傲嗎？問題是他們也覺得那些工作不怎麼樣，不是嗎？

以 JT 來說，他在大湖公園一帶長大，拿到體育獎學金進入大學，畢業後在芝加哥市中心一家中型公司找到工作，眼看著能力不如他的白人早一步升遷，讓他感受到身為黑人成功機會有多渺茫。因此 JT 工作不到兩年，他就回到大湖公園國宅，重拾幫派生活。加入幫派常常是黑人男性在主流勞動市場中遭受歧視與挫折後的退路。

作者與泰勒國宅代表貝禮小姐的討論也引人深思：

「最近研究顯示，高中畢業生脫離貧窮的機會比輟學生高出 25%。」作者說。
『如果你家人快要餓死，我說給你機會賺錢，你會怎麼做？』貝禮小姐問。
「我會去賺錢，因為要養家。」
『那學校呢？』
「我想得以後再說。」
『以後是哪時候？』
「等我家人填飽肚子之後。」
『可是你應該留在學校，不是嗎？因為唸書能幫助你擺脫貧窮。』

除非能夠親身經歷相同的生活，否則就算我們再怎麼努力同理對方，終究只是基於想像的嘗試，無法徹底地感同身受。儘管如此，懂得同理他人依舊是生命裡一個重要的課題，我們應該學習更加尊重他人所表達的事實與感受，而不是努力以自己的經驗和視角嘗試同理後，就自以為了解一切，然後天真地告訴他們如何擺脫這些苦痛。

這個感觸來自於每次國宅出事後，作者總是會向住戶提出疑問，為什麼不報警？為什麼不叫救護車？而住戶只能無奈地回答他，因為警察不會來，因為救護車不會來；也來自於看見許多社會學家投入貧窮的研究，儘管想幫助貧民改善生活的立意良善，但是卻常常祭出與現實脫離的建議或政策，像是高中如果不輟學，就會多出 25% 的機會擺脫貧窮。

每個人都是為了生活而努力，依照生存的環境選擇了適合的手段，或許世界上並不存在絕對的善惡。在社會邊緣的人，從法律的角度來看，他們討生活的方式可能是罪大惡極，但是他們心裡並不是真的想做壞事，就像在國宅裡看到的，有些販毒的人甚至鄙視吸毒的人。當社會主流的道路上，容不下他們時，他們還能用什麼方式活下來呢？

「你們難道不希望有警察嗎？」
『警察？我希望自己根本不要住在國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