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關注繁簡書籍中文譯本的求知者,多半比一般讀者來得敏感,他們總要更早獲知出版新書的訊息,甫出版就立刻入手,搶先做譯本之間的比照與閱讀。這樣做有幾個好處。其一,可以滿足知識慾望,為自己帶來新的問題意識。而這個問題意識的產生,往往會促成繼續探索的動力。其二,透過兩個譯本的翻譯風格與出版年月對比,我們就能看見站在推介西方思想最前線的出版社,是如何引進和接受及其轉化的文化立場。在這裡,我們似乎又得觸及一個問題:我們能否將譯本出版的早或晚歸結為一種無傷大雅的落後呢?
以法國歷史學家阿蘭.科爾班的《娼婦》為例,這部著作日譯本初版於1991年(藤原書店),反映出藤原書店譯介阿蘭.科爾班的態度是多麼積極正向。對像我這樣無法閱讀原著的人,藉由日文探知法國的社會思想史,必然存在著語詞轉義上的困難與落差。但必須說,在中文譯本尚未出版之前,我仍然需要藉助這個日譯本的導引,以持續我對這領域的熱度。上個月,阿蘭.科爾班的中文譯本《煙花女子:19世紀法國性苦難與賣淫史》(商務印書館,2024)出版了,我今天取回訂書,其心情比喝了陳年蔘茸酒還要興奮。
與藤原書店的日譯本相比,中文譯本的刊行的確遲了33年,但我認為這只是出版期程的「落後」,而不是妄自菲薄的「落後」。毋寧說,我們沒有資格責怪,更不應帶著負面情緒看待這種「落後」。換句話說,這才是「翻譯」作為知識生產力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或者,正因為我們一開始就處於落後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日夜兼程迎頭趕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