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一個西方觀點的評述
八
中國語的確有一個悠長的文字學傳統，但因其不重視結構，便又不可與梵語的語法傳統和希臘的語法傳統同日而語了。眾多的文獻證據顯示這個傳統綿延至十九世紀末，未有斷絕，但亦沒有超越方塊字的框框。
按上文的敘述觀點，所有古老的語法傳統，包括中國語的「語法」傳統，都集中論述語言的兩個方面，詞構和語音。語構概念似乎還沒有被清晰地界定出來。
但這樣的一個結論並不準確。
印歐傳統與中國傳統還是有很大差別的。我們用兩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差別。第一個是一個明顯而突出的例子﹔第二個則是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例子。
上古語法記錄中最完整的文獻應該是班尼尼的梵文語法。班尼尼的語法包含四個部份﹕Aṣṭadhyayi (八章)﹑Śivasutras (濕婆箴言)﹑Dhatupatha (動詞之道) 和 Gaṇapatha (詞彙之道)。〈動詞之道〉列出 2000 個動詞詞根﹔〈詞彙之道〉列出 261 個詞項 (lexical items)7﹔〈濕婆箴言〉列舉語音節段並提供語音節段標記。這三個部份都或多或少附有操作規則或慣例。與本節特別相關的則是〈八章〉。〈八章〉詳列了 4000 條語構規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語構系統。換句話說，班尼尼的語法早建立了一個頗為完整的梵文語法系統，這個系統不但論述了詞態和語音方面的規則或慣例，還建立了一個語構系統﹔而且班尼尼的語構是從生成規則出發的，即這些規則的輸出都是合格的梵文句子或表式。8 六書則僅僅是造字 (包括形﹑音﹑義) 慣例，而且是對現有字庫中的字的解釋，不具備生成功能或能力。相對於中國語的文字學傳統，班尼尼的梵文語法，尤其是其語構，是一個重視結構的傳統。中國的文字學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語言結構的問題。
第二個例子來自古希臘，但並非古希臘的語言學文獻，而是古希獵的邏輯學著作。
我們說的是亞里士多德的《前分析篇》。對古希臘語語法結構的研究貢獻尤大的不是古希臘的語言學家而是古希臘哲學家。在很大程度上，古希臘哲學建基於當時的哲學工作者對古希臘語的分析。而這個對語言的關注亦或許因智辯家對語言的無比執著而激發亞里士多德對詞項邏輯的研究。亞里士多德的《前分析篇》應該是第一篇系統討論謂述關係的文字。《前分析篇》建立了以繫動詞「ειναι」(是) 為聯結詞的陳述句之間的關係，並對這種句式劃分了主語和謂語的結構模式。亞里士多德的這篇詞項邏輯的研究不單建立了西方邏輯理論的基礎，還同時對古希臘語語構進行了分析。這種對結構的關注，一方面來自對解決論辯爭議的實際需要，另一方面則是哲學議題 (譬如謂述的本體論含義) 的澄清﹔但相對於中華文明，歐洲文明 (或印歐文明) 似乎對結構有一種天生的認知和重視。
此所以馬建忠在學習了古希臘文﹑拉丁語﹑法文和英文後才毅然擺脫了「六書」的文字學傳統，將焦點放在語言的結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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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即構成一個語言的詞彙的基本元素，包括單字﹑詞的部份﹑或字符串（catena）。
8 此所以廿世紀的語言學家，包括布龍菲爾德 (Leonard Bloomfield) 和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都特別看重班尼尼的語法。
代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