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女孩剛跟我說：「你沒活在真實世界中，與別人格格不入，是個異鄉人。」
我是米歇爾，住在一間巴黎擁擠閣樓裡的男人，空間裡只塞了床、書以及滿滿的我。我得再次犯罪才行，我不喜歡緊迫的生活，可是漫不經心下偷走他人錢包，我卻很喜歡。那些人從未見過我，我卻有權力記得他們，我遠遠欣賞他們失去自信、失去身份……然後抽出錢，把皮包丟在無所謂的地方。
我能隨意想著他們。除了你們這些觀眾，世上沒人瞭解我和我的小思緒。
告訴我，我會不小心從眼神裡透露迷狂嗎？我不只要錢，不夠滿足。我要的是更靠近受害者，感受無知的呼吸，感受他們對我的視線……我有耐心等對方分神，片刻間手指勾出，內袋就吐出錢包順著外衣滑到手裡，這一系列的畫面在布列松的凝視下，我有如巴蕾舞者。
作為最具哲學性和思辨色彩的導演之一，布列松深怕我的「表演」會毀了作品。導演只追求肢體的運動，而非情緒、風格或試圖達到某種效果的努力。因此他告訴我，我臉上的表情是觀眾給我加上的，我不曾露出破綻。布列松要求我們這種扒手不要去「表現恐懼」，就是什麼都不表現，把傳達恐懼的任務留給他的引導和你們。
羅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1907—1999）就像布努埃爾和侯麥，他被稱為最具基督教色彩的導演。他的絕大部分影片都以各種方式和救贖有關。除了和《罪與罰》相似的《扒手》，他還拍過兩部直接改編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溫柔女子》（Une Femme Douce，1969）和《夢想者四夜》（Four Nights of a Dreamer，1971）。
你也許能感到我在某些方面和《罪與罰》的拉斯科爾尼科夫相似。後者也是個住在小閣樓裡的孤獨知識分子，認為自己有常人不具備的「特權」。其實像小說的人不是我，而是布列松。他就像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人，需要錢實現拍電影的夢想。把讓某個不起眼的製片人提供經費看成自然的事。他們的邏輯都是不道德的，但他們認為自己有特權超越善惡彼岸。我感到布列松想被逮捕，那眼神裡的東西，我知道。
與布列松的初次相遇是有次我和另外兩個同夥，在火車上來回作案，我們甚至把掏空的錢包又塞回物主口袋，給出用來空虛的理由。我們的手無論在時間掌控、優雅程度還是精確性來說皆入無人之境。然後我偷到了他的皮夾——布列松那本來就空的皮夾！他抓到我了，於是你們就在1959年有了這部《扒手》。
在他威逼下，拍好畫面。他要求我重錄對白，用以達到電影中自我思辨式的「Voice-Over」。他不相信我已經一次做到把控驚人的張力和興奮，他要緊緊控制住鏡頭下的我，也要勒著觀眾的呼吸。「我的當下」被他殺害了！
《扒手》講述了一個人有意試圖操縱外在道德的故事，這部電影都在說：我們會被審判嗎？被什麼審判？和許多罪犯一樣，這麼做有兩個矛盾的原因：認為自己比別人更優秀，以及由於害怕比別人更糟糕而尋求懲罰。如同讓娜的善良成了我自尊的威脅，所以我躲著她。
「你承認那些有特殊技能的人，他們對社會不可或缺，兼具智慧、天賦與才華，所以該讓他們在特定情況下不受法律約束？」
「這很難，而且很危險。」
「我想這有利無害。」
「那誰來識別這些『超人』？」
「他們自己，他們的良知。」
「可誰不認為自己是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