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幫一個家族企業作財務管理工作，有時候會與當時的上司—公司太子爺探討資產管理方面的問題。太子爺對生意上的實務操作不感興趣，但是對金融結構性產品卻莫名的興奮，因為快錢易賺，簽幾份合約，槓桿一下公司的資產就可以在低息環境獲得可觀的利潤。
不過，我一直對這些銀行推銷的產品抱有存疑的態度，亦曾經勸過太子爺需要平衡賺錢與風險。果然，隨後一個風浪打過來，高槓桿結構性產品連環出事，把幾年間我們公司所賺取到的利潤倒賠回去。在私人理財方面，太子爺亦曾經建議我抵押自住物業，用這筆錢再買多兩間物業收租，一開二、二開四，有盡借盡。當時我有點不以為然。心想太子爺做錯決定，有他父母為他埋單，最大的後果只是被責罵幾句。但是基層出身的我，容錯空間是零，我是父母的唯一倚靠。如果自住物業有什麼差池，難道全家瞓街？這就是出身的差距，起跑線的差異。現在低息環境已成過去，在高息環境，多少高槓桿的家族資不抵債，要破產收場。今年2024年，香港經歴了三年Covid 再加上經濟寒冬，負資產的人數再創新高，那些債務纏身的人可能要用畢生的時間為一個錯誤決定埋單。
我非常之慶幸，正正是我跟太子爺出身的差異，令我憑著獨立思考及風險管理，不致於被社會洪流淹滅。
大約十年前，隨著太子爺家族企業的沒落，我離開了幹了十多年的公司。憑藉從開始工作就省吃省用積累了一些資產，靠其產出的被動收入，加上一些兼職，自己簡樸的生活習慣，在這變化急促的城市中，有空閑有時間過上自己喜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