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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善還是性惡？
前陣子有一本很紅的書《人慈》，作者一反「人是披著羊皮的狼」的看法，指出人類在歷史大多數時候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善良。無論同意與否，人到底是善是惡，總是千古爭論不休的難題。而我常在想，為什麼我們這麼想知道人性的本質呢？或許，如果相信人是善的，世界便還有救贖的可能；如果相信人是惡的，就能以「清醒的現實主義」之姿看淡世態炎涼。不過，前者也可能變成不諳世事或打高空的樂觀主義；後者反而可能更積極想辦法抑制惡的蔓延。無論如何，探討這些絕非無意義的哲學漫談，而是對人的可能性有不同想像。
佛洛姆（Erich Fromm）做為一個二十世紀著名的人本主義哲學家與心理學家，在早期的著作《自我的追尋》便強調「創造性」（productiveness）是人的基本潛能，人會為了成全自己去發揮理性與愛，而非為外在權威而活。而人之所以會行惡，不愛自己與他人的生命，是因為沒有適當的心理與社會條件。這樣的論點在後來《健全的社會》中更詳細地闡述出來。作為強調社會批判的精神分析學家，佛洛姆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已過度發展到把人給商品化，以至於在勞動與情感的領域，人便得越來越不像是自己，而是可被替換的物品。
上述的討論，其實都建基在佛洛姆第一本著作《逃避自由》的經典命題：人本來就渴望邁向自由獨立的生活，但也害怕面對自由帶來的孤獨。因此，人可能以培養創造性的方式重新與世界連結，但也可能尋找新的依附對象來逃避自由。後者的逃避機制，帶來「施虐─受虐癖」、「破壞性」與「機械化順從」的問題。而這本《人心》，就是繼續深入討論這樣的「死亡狀態」。他以「戀屍癖」（necrophilia）、「自戀」（narcissism）與「亂倫共生」（incestuous symbiosis）三個極端惡的型態，探討「在機械化程度越來越高的工業社會中，人類對生命表現出來的漠不關心」。[1]本書出版時（1964年），核子戰爭一觸即發，佛洛姆焦心大眾事不關己的態度，以及著迷於毀滅性的機械事物。
戀屍癖：沉迷於死亡的事物
第一種惡的形式是「戀屍癖」。這指的不見得是想跟屍體性交的性變態，而是在根本的層次上「愛死亡的事物」。戀屍癖者是冷漠的，以對待機械的態度對待生命，所有與生命有關的事物都被轉化為死的物品。對他而言重要的不是存在，而是佔有。只有當他佔有某物或某人時，對他而言才會產生關聯。他不期待新的經驗，而是沉迷於過去。
由於生命是永遠無法確定與預知的，因此戀屍癖者害怕未來；而為了使生命變得可控，他必須把生命轉化為死亡，因死亡是唯一「確定」的事。像書中舉希特勒的例子，就是戀屍癖的極端案例。
佛洛姆將愛死亡傾向延伸至社會對「物的崇拜」，其主要的目的是生產物品與消費物品。人們對生命的態度越來越抽象化與機械化，把自己打造成市場可交易的商品，甚至喜愛機械裝置勝過人。這種對生命漠不關心的態度，使得人們誤以為消費或擁有很多物質，就代表生命充滿朝氣。
現今，人們不只是追求物質，還有無止盡的流量，按讚與分享數成為人們價值感的來源。人被當成一連串的數字或貼文來看待，在社群媒體的「展演」勝過對真實生命的興趣。
自戀：缺乏對外在世界的興趣
第二種惡的形式是「自戀」。自戀者通常會一直講自己的事情，而不聆聽別人在說什麼；對別人的批評很敏感，感到憤怒或憂鬱；以自己的財富、名聲、聰明、外表當作是認同的對象。
無論自戀者的外在表現是什麼，他們都「缺乏對外在世界的興趣」。自戀者的偏見與自我膨脹，讓他們扭曲理性判斷，看不清現實，總是自圓其說自己是正確的。但這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因為他深怕面對現實，會摧毀他自我認同的基礎。佛洛姆這樣說：「倘若他就是全世界，自然不會有什麼外在世界能嚇到他；倘若他就是一切，他就不會孤單。因此，當他的自戀受到傷害，他會覺得自己的整個存在都受到威脅。……唯有摧毀批評者（或者摧毀自我），才能拯救他脫離自戀性安全受威脅的狀態。」[2]
不過，自戀可以藉由群體的包裝，賦予它高尚的特質。像是德國納粹或是美國白人至上主義，都是藉由「我群比他群優越」的意識形態來獲得滿足感。佛洛姆指出，群體自戀的社會功能，就在於能提供經濟與文化匱乏的社會成員一種惡性的自戀滿足，讓歸屬某個群體成為價值感的泉源。
如今，全球極右派崛起，以國家、種族、性別、宗教作為區分彼此的工具，並狂熱地相信自己所屬的群體才是純正、美好、有價值的，而那些移民、少數族裔、性少數，都是威脅群體的敵人。川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固然回應了白人勞工階級長期被遺棄的心聲，但這樣的群體自戀是否能實際地幫助人民，著實值得懷疑。
亂倫共生：倒退回大地的渴望
第三種惡的形式是「亂倫共生」。佛洛姆指的「亂倫」，不是與近親發生性行為的渴望，而是一種渴望倒退回子宮、大地與一切能保護安全的事物。他寄生在「寄主」身上，離開它便無法生存。他需要一個「母職人物」安撫或呵護他，或需要一個「母親偶像」來崇拜（國家、種族、神祇等），讓他得以擺脫責任與自由。
嬰兒脫離母體後，便要漸漸學會獨立的能力，以面對這不確定又危險的世界。渴望確定感，固然是人的基本需要，但如果他過度依賴「母親」，就無法發展人格的完整性。
「與母親和部落緊緊綁在一起的人沒有做自己的自由、沒有自己的信念和選擇於什麼的自由。他無法對世界敞開心胸，也無法擁抱它。他總是被困在種族─民族─宗教固著的監獄裡。」[3]
佛洛姆總結道，當戀屍癖、自戀與亂倫共生三者取向的「退行」層次越深，就會匯聚為「衰敗症候群」（syndrome of decay）。相對地，愛生性、對陌生人與大自然的愛、獨立性與自由的「前進」層次越深，就會匯聚為「成長症候群」（syndrome of growth）。鮮少有完全的惡人與聖人，大部分人都處在光譜的中間移動。
人的本質是存在的根本矛盾
所以，人到底性善還性惡？
佛洛姆沒有掉進「人性善或性惡」的問題框架中，反而指出人成長或衰退的可能性光譜，都源自於他選擇善（促進生命）或惡（抑制生命）逐步累積的結果。
佛洛姆進一步說，如果真有所謂「人的本質」，那不會是善或惡，而是「存在的根本矛盾」與「尋找解答的需要」。人因為意識到自己的有限、孤單，又無法只憑著自然法則的本能而活，因此必須克服自己的分離感，獲得與自然跟社會的連結感。他可能以退行或前進的方式來滿足需要，而這兩種傾向會彼此拉扯，讓人在理性與非理性、成長與停滯間做選擇。
但每個時刻人都有選擇向善的自由嗎？還是說，我們的選擇其實都是被各種力量左右與決定的，因此沒有選擇的自由？
自由來自帶著覺察的選擇
面對這個哲學的千古難題，佛洛姆跳脫自由意志與決定論的辯論框架，指出自由不是擁有的屬性或能力，而是關乎選擇的「具體行為」。如果帶著覺察與理性做選擇，就能增加向善的自由度；如果因為逃避或懦弱而投降，就會減少向善的自由度。換言之，自由與不自由都是一步一步選擇而變成的。
就像一個聲稱「決定」要戒菸的癮君子，他一開始有選擇的自由，但他的決定不是真正的決定，只是讓自己感覺有變得不一樣，沒幾天又故態復萌。如果他要獲得不抽菸的自由，他就必須一次又一次選擇不拿眼前那根菸。
佛洛姆認為，選擇善的基礎就在於培養「覺察」的能力：覺察什麼是善與惡、覺察哪種行動是實現所渴望目的的適當手段、覺察無意識的慾望、覺察自己有多少的可能選項、覺察自己選擇某一選項而非另一選項的後果。更重要的是，覺察光是有覺察是不足夠的，還必須要有行動的意志，以及準備好承受與自己激情相反的行動帶來的痛苦。
結語：對生命有感
我們往往是在為時已晚後，才意識到自己曾有選擇的餘地。儘管人心可能被非理性的慾望奴役而變得剛硬，但終究是「人的心」。生而為人，註定有沒完沒了的選擇要決定。
原本以為佛洛姆接下來要說什麼正向的話，但在《人心》的結尾，佛洛姆帶著沉重與傷感的先知性口吻說道：「為了選擇善，我們確實必須變得覺察，但是，如果我們對自他人的痛苦、親切的目光、鳥兒的歌聲和青草的翠綠喪失感懷的能力，則再多的覺察也無濟於事。如果人變得對生命無動於衷，那麼他就無法再選擇善良。」[4]
在科技迅速發展的時代，人們追求更多可量化與控制的事物，但與人真實的相處與磨合變得更困難。而社群媒體爆炸式的影片與圖片，彷彿讓人成為「演算法的組合」，使我們難以培養覺察的專注力，去感受周遭的世界。
本書雖然剖析了惡的特徵，但可惜之處在於鮮少提到向善的可能，不免讓讀者有些悲觀。不過，若《人心》可以搭配《愛的藝術》或《存在的藝術》一起來看，心情會更平衡些。
作為愛的先知，佛洛姆邀請我們再次「對生命有感」。《人心》教導我們在還有選擇的自由之餘，勇敢擇善。
[1] 佛洛姆（Erich Fromm），《人心》（新北：木馬，2024），頁22。
[2] 同上，頁122。
[3] 同上，頁170。
[4] 同上，頁238-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