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病

讀西方文學的人，像宿命論般， 不管喜歡與否，一定會碰到 Henrik Ibsen。讀 Ibsen 很容易帶來沈重鬱悶的感覺，這不是個可以讓人輕鬆讀的作家，莎士比亞可以，王爾德可以，左拉也可以，但 Ibsen 就是不行。

更麻煩的是，Ibsen 討論的主題又廣且深，每部作品都是一則艱困的哲學議題，生命也因此沒有什麼部分是能夠被一笑置之的，例如真相與謊言之間的關係。試問自己，你願意活在謊言之中嗎？沒有被揭穿的謊言還算謊言嗎？如果真相如此令人痛苦，你還有知道真相的勇氣嗎？知道了真相以後，你又有足夠的勇氣與信心去面對新的世界觀嗎？

作於 1884 年的悲喜劇 The Wild Duck（挪威文 Vildanden）就講述了這樣令人煩惱的故事。善良的攝影師 Hjalmar Ekdal 和妻子 Gina 與女兒 Hedvig 過著簡單幸福的生活，直到他的好朋友 Gregers Werle 告訴自己一個秘密：Gina 曾被 Gregers 的父親指染，連 Hedvig 都非親生。Gregers 充滿自信地認為自己講出真相後會讓自己的朋友婚姻更幸福，人生也會因真相而得到啟發。然而，知曉事實的 Hjalmar 並不快樂，甚至懷疑女兒對自己的愛，決定離家出走。故事結束於當眾人都以為 Hedvig 要在閣樓槍殺那隻充滿象徵性的野鴨時，她卻將子彈射入自己胸口死去。

Ibsen 非常高超地在 The Wide Duck 的主線故事之外安排了上一代的恩怨情仇。Gregers 和 Hjalmar 各自的父親本來是商業夥伴，後因生意失敗，Hjalmar 的父親老 Ekdal 被判入獄，自此精神受影響也家道中落。Gregers 的父親老 Werle 反而發達，雖然對從前夥伴的出現感到不悅與尷尬，還是以特別的方式照顧著老 Ekdal 一家。故事的一大衝突就是 Werle 父子兩人不同的道德觀，另一主要衝突——也是 Ibsen 本人放在天平兩端的問題——來自 Gregers 和 Relling，前者認為生命的理想在於沒有虛假不實的謊言，後者則以為人生的美滿需要靠著虛幻的假象支撐。

正是這種對於「理想之要求」，讓 Gregers 有些自以為是地把真相全盤道出。Relling 憶起年輕時的 Gregers，總是四處推銷宣傳這種人生只要真相的理念：

It is perfectly true. He used to go round to all the cottagers' house presenting what he called "the demand of the ideal."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 Gregers 那自得意滿的神情，像個驕傲又充滿信心的哲學家，倡導著一種過份美好的理念，完全忽略理念與現實的差異。Relling 代表的或許是比較貼近大眾的聲音，他完全意識到 Gregres 理念的不可行性，還指出他的偏執是一種病癥：

He is suffering from acute rectitudinal fever.

不愧是以醫生為業的 Relling，能夠準確又帶有高度諷刺性地形容人的性格（不過我們也別忘了 Relling 也是 Ibsen 的部分化身）。

Gregers 的「正直熱」病可怕之處不只表現在自己的偏執，更在於天真地相信所有人都能接受這套價值觀。他把真相的揭露——哪怕殘酷血腥——與人的智力啟蒙混作一談：

After such a momentous enlightenment—an enlightenment that is to be the starting-point of a completely new existence—a real companionship, founded on truth and purged of all falsehood—

他覺得自己的作為對朋友不是傷害，反而是為他的婚姻生活打下穩固的基礎。Gregers 忽略的是，人是帶有七情六慾的生物，而理智與情緒剛好是最無法共處的觀念。生命裡的真相跟書本學到的知識沒有直接關係，Hjalmar 感受不到知識的啟發，也沒有感到重獲新生，反而沈浸在憂憂鬱鬱自我懷疑的情緒裡。

在這個故事裡，野鴨象徵簡單直白。那是來自 Werle 的餽贈，是 Hedvig 非常珍惜愛護的家族成員。在 Hjalmar 性情大變後，為了挽回父親對自己的愛，也為了證明父親的地位無比重要，Hedvig 決定殺死自己重視的，也是父親最討厭的野鴨。但是當大人們如此解讀野鴨的意義時，Hedvig 卻以自殺的方式換回父親的愛。野鴨就是 Hedvig，野鴨就是老 Ekdal，一個半失能的老人，野鴨也是 Hjalmar，舒服地生在謊言，但痛苦地活在真相裡。每個人的身邊都有野鴨，它無所不在。

Relling 的不滿並非僅僅針對 Gregars，而是所有的「正直熱」病患，他滿腔怒火地說，

All the world is sick, pretty nearly—that's the worst of it.

「正直熱」患者保有理想主義者的熱情，和務實的現實主義者，例如 Reeling，是一道哲學題目的兩個極端。Ibsen 批判的或許是活得更加虛幻的，浪漫的理想主義者。所謂理想的要求導致悲劇，因為適度的謊言與幻象就是生命的調味料。

但永遠活在 Relling 推崇的生命假象，那種 "make-believe of life"，難道不也像 Plato 洞穴預言裡還沒被釋放的穴居人嗎？

這又是 Ibsen 要我們思考的另一道題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