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指出，1983年國民黨為了對抗海外台獨揭露台灣在二二八事件所受的創傷以及台灣民族主義，島內黨外人士亦提出二二八紀念日的主張，國安局結合黨政軍警情治新聞駐外單位等聯手推動「拂塵專案」，應對國內外變遷，並結合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學者，在國外出版學術專書，以互補宣傳，企圖以學術詮釋的權威模式，塑造與過往「台灣人在二二八對外省人殘忍且盲目的暴行」不同的官方論述，主導二二八的歷史解釋。
國內線
國安局採「三合一敵人」框架看待二二八記憶的復甦，認為這是黨外、台獨、中共三大敵要顛覆國民黨政權的無硝煙戰場，而黨外和台獨是中共和平統一的統戰工具，因此必須強化心理戰，而心戰不能挨打，必須主動出擊。因此最終《拂塵》一書亦以此為核心目標撰寫，由王昇培養之政戰系統出身的李明、方子希和具有台灣史編纂基礎的鄭喜夫撰寫，並要求林衡道、鄭喜夫擔任作者名義，最終改採化名蘇僧（林）和郭建成（鄭）。而國安局動用黨政機器，蒐羅海外台獨和中共等方的資料、各機關擁有的機密檔案和國內書刊等，並口訪當時參與之軍政人員，採用出版、分別刊登報刊雜誌的方式，用以駁斥「分離團體」故意用此事掀起本省人記憶來製造籌很、擴大騷亂的「謬論」。
《拂塵》一書既為對抗海外論點，又用新材料，對過往官方論點有所修正，亦不與海外打對台，除了澄清「真相」，更將重點放在以二二八事件為媒介，以打擊台獨、反制中共統戰。
該書主張，二二八並非因有民怨而官逼民反，淡化陳儀角色，二二七取締私菸是偶發事件，是老台共、共匪和皇民陰謀推翻政府，三者組成處委會陰謀事變，然後又彼此互相攻擊，並強調本省人與外省人同為受害者，卻又因為本是同根生，所以彼此救助，並強調同胞情誼，又對綏靖清鄉輕描淡寫，放大白崇禧的宣慰篇幅，藉此指出重提二二八並無意義和價值，只會讓共匪得利，勿信有野心之共匪與海外人士，藉此削減、破除台灣人以二二八作為抵抗外來統治的象徵，並縫合族群裂縫。
然國安局後來對《拂塵》的宣傳僅以軍警憲等單位參考，故較似視情況運用的資料倉庫，並未落實當時「剿獨滅共」之構想。不過該書「族群互助」觀點成為日後國民黨面對二二八質疑時，歷久不衰的解釋觀點。
國外線
國安局亦與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此一智庫合作，該所典藏大量現代中國與臺灣之史料，早期設有中共研究部門小組，該黨大老張嘉璈晚年更為該所研究員，協助該所募款、牽線合作，因此國民黨與該所淵源甚深，以學術研究為名的匪情研究及相關資料、情報交換甚至舉辦研討會，均是長期的合作模式。
1984年7月，時為胡佛研究所圖書館館長、研究近代中國農村經濟社會史的美國學者馬若孟（Ramon H. Myers，史料上為梅野）寫信給拂塵專案指導委員會委員、國民黨文工會副主任魏萼，表明其對二二八的認識及研究觀點，很想研究本省人常提、但無人研究之二二八事件，他認為二二八已形成神話，為反國民黨提供動力和理論基礎，此時正是以學術規格寫出學術作品、破除神話的時候。此可能是1983年馬若孟來台與學者賴澤涵商談後萌生的學術興趣與想法，二二八事件也被胡佛研究所列為具有潛力的研究項目，賴並獲胡佛研究所支持赴美研究。
魏萼將此消息轉知國安局，國安局喜不自勝，因馬若孟在外界認知是親國民黨學者，且由劉少康辦公室出身、專案委員魏萼牽線，若能與胡佛研究所合作出版英文作品，聯手對抗美國方面海外台獨的二二八論述，將更貼近目標，因此大表同意，並提供金錢，且由魏萼負責接觸、把關論述等相關事宜，不直接接觸馬若孟。
因此，馬若孟、魏萼與賴澤涵團隊成型。魏萼向國安局報告，賴的本省人出身可增加說服力，而馬若孟的研究亦可與《拂塵》相輔相成。此後，馬若孟成為國安局合作對象，得以閱覽國安局嚴密管制、不外洩之機密檔案。
遺憾的是，英文版專著並未如國安局美夢，1986年《拂塵》出版後隨即出版，而是1991年才出英文版，1993年則由時報出版中文版《悲劇性的開端》。期間馬若孟曾與駐美代表錢復密切信件往來，信中顯見彼此密切合作，不過，《悲》書作者們均否認外界對其收受國安局金援的質疑。
《悲》書雖未搭配國安局期望的期程，但在時間點上成為二二八研究的開創之作，佔得1990年代學術解釋權的先機。最終，國安局拂塵專案是以《悲》書完成其學術轉向，賴澤涵成為當時臺灣研究二二八事件代表學者，在1991年獲高層青睞，成為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的委員、實際執筆的工作小組成員，並掛名報告總主筆。拂塵專案以此直接、間接的方式，影響民主化以後二二八事件的第一波學術性研究。
三書比較
本文接著比較了《拂塵》、《悲劇性的開端》及行政院研究報告在「事件背景」、「鎮壓過程」、「責任探究」三方面歷史解釋中，哪些觀點被捨去或延續。
一、事件背景
《拂塵》強調中共台共角色、日本奴化遺毒與奸黨煽惑為主因，認為民間訴求只是作亂藉口，以及國府在客觀條件上的限制，如何被奸黨所用。
《悲》書則截然不同，廣泛分析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等各方原因，且與行政院研究報告一樣改以被統治者角度出發，而是指出陳儀政府的歧視、統治無能與腐敗才是主因，二二八是臺灣人不滿失望的宣洩，揚棄並指出奸黨煽惑說是當局的過度詮釋。
《悲》書更具突破性的觀點，在於指出本省人與外省人因身處過往不同的統治情境與歷史經驗，加上陳儀施政無能，加劇隔閡與認知歧異。行政院研究報告因時間斷限，談論較少，但是此一觀點仍納入事件背景分析之中。
然而，1994年經過執筆人修改之時報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卻略增刪過去報告內容，並在結論增補一段報告所無的內容，強調二二八事件是原因複雜、「責任多面」的悲劇，強調「非主政者所能控制」，認為要由一個人或團體負二二八全責是不可能的，亦即不能全部都說是國民黨的錯。
此說令曾經歷現場的林衡道嗤之以鼻，認為此說刻意撇開具體利害衝突，只是提供朝野人士都能從中澳只到立論基礎的左右逢源之說，未必能碰觸到事件真相，也忽略人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過於輕忽政治勢力與掌權者的統治權謀。
二、鎮壓過程
《拂塵》及《悲》書都提出「被動鎮壓」觀點，主張蔣介石及陳儀都是被動鎮壓，完全接受官方的公開說法，均認為政府有意緩和，特別是事件升溫對陳儀官場生涯有害，根本不可能主動鎮壓，而是處委會拉高訴求，開出革命性條件導致高壓鎮暴。行政院報告亦接受此種漸進式的「被動鎮壓」說，主張鎮壓決定源自處委會訴求的變質與激進。
不過行政院報告發掘出陳儀及保密局派員進入處委會製造分化、滲透、瓦解，又令許德輝的忠義服務隊製造騷亂，指出引導事件升溫也有被引誘的情況。
而行政院報告的內容本有機會更前進一步，但因為國安局長宋心濂存有收放史料、左右研究的意圖，因此選擇性交出史料，使得行政院報告研究受到客觀限制，解釋觀點難以徹底翻轉。
而派兵部分，《拂塵》避而不談，《悲》書則偏重官方善意，無視史料時序，強調官方武力鎮壓十分遲疑。行政院報告亦難跳脫此一框架，並忽視柯遠芬〈是變十日記〉的關鍵史料，強調陳儀的善意。
直到2008年國史館出版「大溪檔案」，以及2017年國史館藏總統府檔案，出土寅冬亥電、前電兩篇電文，才證明上述研究主張漸進走向鎮壓「階段論」的根本錯誤，陳儀並無善意，也非處委會激進化才決定鎮壓，更不是政府直到最後才放棄和解。
此種階段論脫胎於《拂塵》，並透過《悲》書主掌學術研究的框架，使之形成偏重官方善意的認知，並影響史料解讀與對事情本質的判斷，使得過往學術研究較強調階段論，而忽視統治者的權謀能力，未能接納民間向來認為陳儀玩兩手策略的主張。政府檔案的出土，事實上證明了民間二二八的解釋觀點。
三、責任歸屬
《拂塵》因係國安局官方計畫，不可能談論，《悲》書主筆者們則認為此事敏感不談，而背後又有國安局影響，故絕非僅係資料不足或言論尺度的問題。同時，二書針對二二八之後的綏靖清香屠殺責任，均反覆提及蔣介石下達之不得報復的命令，《悲》書更暗示找不到陳儀及蔣介石下令屠殺的證據，所以無直接責任，也不談政治責任。此時時序問題再次出現，因為此一下令並非事前下達，而是事後。
行政院報告則因係李登輝時代處理的政治平反工作之一，故官方首次面對二二八逮捕、屠殺的慘劇，從而不得不面對責任問題。儘管過程中行政院一度暗示不要羅列，但工作小組透過寫作策略，最終檢討了蔣介石、陳儀、柯遠芬、彭孟氣、張慕陶等人所做所為，並給予重新評價。囿於時局，行政院報告不明言責任問題。
不過本文作者認為，執筆者主觀選擇亦有影響。1992年行政院報告結論本有檢討文字，但是在1994年時報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初版一刷卻有意刪除，直到二刷才放回並新增上述一段「非主政者所能控制」的文字以做平衡論述。
行政院報告雖超越此前官方說法，但在歷史責任的討論難以開展，扣除政治考慮，也因《悲》書主筆者與報告主筆者同人，該書觀點被主筆者帶入報告之故。陳翠蓮《重構二二八》亦透過蔣介石日記，指出《悲》書問題，並指出蔣是自始即相信武力鎮壓的決斷與偏執信念，這也反應在彭孟緝未獲准即派兵鎮壓高雄後，被蔣氏破格拔擢為臺灣省警備司令的官運亨通上。
結論
為對抗海外台獨的二二八論述，國安局拂塵專案兩線並進，國內線《拂塵》一書雖未達成效，但是卻拉出一條頗具政治論述潛力的「族群互助」說，成為日後強調「族群和解」的政治主張，具體出現於2008年馬英九的競選政見中。
而國外線則完成了拂塵專案所欲之學術詮釋轉向，確實與《拂塵》「相輔相成」，這在日後政治活動中針對二二八的論述亦清晰可見。而國安局雖無法直接干預《悲劇性的開端》的觀點，甚至必須接受學術解釋觀點的修正，然而《拂塵》的部分詮釋亦延續至《悲》書，更箝制了日後行政院報告以及二二八學術研究的框架、史料詮釋與歷史解釋。
而本文作者認為《悲》書執筆者對日後出版之時報版行政院報告，亦有其主觀選擇，不僅在一刷版本刪除檢討字眼，在二刷版本植入「非主政者所能控制」的平衡論述，企圖以複雜起因規避責任檢討，亦是過往出現的狀況（註：不過過往執筆者亦有撰文駁斥本文作者看法，強調自身之清白，本篇筆記不介入爭端）。
思考
1983年起國民黨重塑二二八論述的企圖雖未完全成功，但是其拉出之族群和諧主張卻成為盛行一時之政治論述，並，而《悲》書亦成功影響了二二八事件的學術研究，且因檔案遲遲並未出土而未能推翻，直到2017年陳翠蓮《重構二二八》一書出版，才徹底翻案，證明「奸黨煽惑」說（迄於2009台大歷史所仍有類似論文持此主張）以及受官方即《悲》書框架解釋之著作的問題，民間對陳儀及蔣介石迷信武力且一開始就打算鎮壓的理解才是對的。
2000-2008年及2016-2024年政黨輪替使得關鍵史料得以重新出土，學者孜孜不倦挖掘考證，才有《重構二二八》一書推翻前說，還給我們一個二二八研究的真相。但正如本文所提，仍待未來國安局檔案披露，方能使二二八相關研究各方面更趨明朗。
本篇論文連結：
https://www.ith.sinica.edu.tw/quarterly_download.php?name=04%E5%90%B3%E4%BF%8A%E7%91%A9%E6%9C%80%E7%B5%82%E6%AA%94.pdf&filename=167306299812.pdf
反駁本文連結：
https://www.ith.sinica.edu.tw/quarterly_download.php?name=6%20%E5%9B%9E%E6%87%89%E8%88%87%E8%A8%8E%E8%AB%96(%E8%B3%B4%E6%BE%A4%E6%B6%B5).pdf&filename=17037467351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