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點,我在急診室看到一位母親抱著高燒的孩子跪地哀求。護士冷漠地說:「沒有押金不能開藥。」走廊盡頭的 VIP 病房裡,某位官員正為寵物貓的過敏症大發脾氣。這個瞬間像根細針紮進瞳孔,讓我突然意識到:我們的正義感,原來戴著如此精密的濾鏡。
去年冬天,我在地鐵口遇見一個乞討的老人。他蜷縮在破紙箱裡,面前的搪瓷碗盛著零星硬幣。而僅僅兩站外的奢侈品店裡,某位網紅正在直播撕毀限量版手袋,只為博取流量。這荒誕的對比讓我顫抖 —— 當苦難被包裝成商品,我們的憤怒就成了可以量化的消費品。
社交媒體上的「正義狂歡」總是如此吊詭:某明星被曝出軌能引發全民審判,而某山區兒童連續三年買不起課本的新聞,卻在三小時後消失在信息流裡。我們的憤怒像被施了魔法的沙漏,精準地流向那些能刺激多巴胺分泌的「熱點」。
父親住院期間,我目睹了另一種荒誕:當醫生宣布某位患者需要立即手術時,家屬們突然開始計算「治療性價比」。這種殘酷的生存算術,每天都在城市的暗角上演。我們學會了用經濟理性丈量生命的價值,卻忘了正義本應是超越利益的微光。
在同學聚會上,當年帶頭霸凌轉學生的女生如今成了公益組織負責人。她對著山區兒童的照片潸然淚下,卻對席間另一位因職場歧視鬱鬱寡歡的女同學視若無睹。這種認知分裂讓我脊背發涼 —— 原來我們的正義感,不過是精心挑選的道德裝飾品。
去年在雲南支教時,我遇到了改變一生的瞬間。某天暴雨突至,教室漏雨嚴重。正當我手忙腳亂時,最調皮的彝族男孩突然脫下校服,堵住了牆上的裂縫。他光著上身在寒風中發抖,卻笑著說:「老師,這樣你們就不會淋濕了。」那一刻,所有關於正義的宏大敘事都黯然失色。
這個瞬間讓我明白:真正的正義感,從來不是社交媒體上的聲浪,而是深夜急診室裡的一次援手,是地鐵上讓出座位時的溫度,是看見他人苦難時本能的揪心。它不需要濾鏡,也無需計算,只是人性深處最本真的顫動。
走出醫院時,東方已泛起魚肚白。我想起特德蘭修女的話:「我們無法做偉大的事,但可以用偉大的愛做小事。」或許,當我們不再執著於構建完美的正義體系,而是開始關注每個具體的生命時,那些曾被濾鏡遮蔽的苦難,才會真正顯露出刺痛靈魂的力量。畢竟,正義不該是博物館裡的展品,而應是流淌在我們血管裡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