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往常，星期一對我而言是最忙碌的一天，陪伴家人看中醫門診、到醫院抽血或定期回診，忙完這些事情多半已經下午了。簡單講，像我這樣的貓頭鷹之所以在黃昏飛翔（在電腦桌前撰稿），並非特意選定時間，抑或故作風雅的姿態，而是我必須到了這時候才能安靜地敲打文字。
數日前，詩人李敏勇兄捎來他發表於自由副刊的大作：〈李紀：柯媽媽（1-2）〉，我讀了兩遍，全文近1萬字，描寫他們夫妻和彭瑞金夫婦多次探訪柯旗化夫人（柯媽媽）的深情關懷，文中有對柯旗化遭到國民黨政權不當關押的憤怒與同情，柯媽媽奮力撐持丈夫創辦的第一出版社獨自照料三名子女的各種艱辛，讀來令人鼻酸落淚。
柯旗化被判刑後移至台東泰源監獄。但是，「柯媽媽不想讓小孩受到父親入獄的影響，便向孩子說爸爸去了美國。但有一天，上國中一年級的女兒潔芳寫信給父親，問說：「爸爸的信為什麼不是從美國寄來的，而是從台東寄來的呢？爸爸您在台東做什麼呢？怎麼不告訴我們？我很想見爸爸。」必須說，讀到這裡任何語言與修辭都會感到無能為力或自慚形穢，因為它們無法圓滿俱足地形容女兒思念父親的樸素情感，一種超越語言經驗的人倫悲傷。
對此，我思考一個問題：詩人發表具有歷史視野與政治深度的抒情散文，他們的影響力遠遠勝過歷史研究者的學術成果，這不但能取得更多真誠的共鳴，並給讀者帶來更多啟發與歷史反思。借用法國年鑑學派的說法，詩人筆下的二二八受難史，白色恐怖的記述，它們就是我們不可回避的「歷史之場」。在混沌和紅色妖霧圍繞的時局中，我們或許更需要重建自己的「歷史之場」，有了自己的歷史之場，你想什麼時候重回舊地，就什麼時候回來。
數月來，我難得讀到如此精采的抒情小說散文，於是，突然又興起了一個念頭：多年前，我原本打算編譯社會運動家伊藤野枝致信獄中丈夫----大杉榮、普羅小說作家宮本百合子致信獄中丈夫宮本顯治的書信，卻因各種不可抗的因素而停擺了。也就是說，我在交出隨筆集的書稿之後，是否應該重新啟動這個計畫，而編譯一部有情世界的獄中書簡，算是一種有意義的善行嗎？（2025年3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