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為《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期刊1994年冬季刊文章 "Political Music and the Politics of Music" 之摘要譯介。
你是否也常聽 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 ？這樣的劃分能否涵蓋兩者之間的微妙關係？讓我們跟隨音樂哲學家 Lydia Goher 的思路，一起探討這個引人入勝的議題吧！
音樂的模糊魔力：Hanns Eisler 如何藉抽象性撇清政治
漢斯·艾斯樂是一位在好萊塢工作的德裔猶太作曲家，曾與左翼人士合作，創作出〈Red Front〉等充滿政治色彩的作品。然而，面對反共聽證會的調查，他堅持以「我只是作曲家」來劃清音樂與政治的界限。他的回應生動展現了音樂那份抽象與多重解讀的特質，也揭示了音樂既能成為政治工具，又能藉「純藝術」之名推卸政治責任的矛盾張力。下面就讓我們看他在法庭上的精彩表現：
當委員會試圖將他與共產黨的「積極」關係掛鉤時，他回答道：「我沒有積極參加政治團體，我並非真正的成員……我的與共產黨的關係只是非常寬鬆。」
當委員會提到他的歌曲曾在革命集會中演出，暗示其歌詞帶有明顯的政治意味，他則辯稱：「如果有人想演奏我的音樂，我並不反對。」他進一步表示：我的一生全然獻給音樂；我不是一個組織者，我是一名作曲家……我只專注於我的音樂，我對政治並不瞭解。」（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把自己塑造成純粹的藝術創作者，即使他過去也曾發表過不少政治言論。）
當委員會進一步追問他是否要對那些政治性質強、標題如〈Red Front〉、〈Red Wedding〉及〈Abortion is Illegal〉的歌曲負責時，他回答說：「這只是詩意，而非現實。」（這回答強調了音樂與文字之間的脫節，用以推卸政治責任。）
艾斯樂的辯護提醒我們，當藝術與政治交織時，那抹灰色地帶遠比看上去更複雜、更耐人尋味。
所以，音樂真的僅是純粹的形式藝術嗎？
音樂是否能完全脫離政治與社會，只作為一種美學表現？還是每一段旋律都不可避免地帶著背景故事，必須放在特定語境中才能真正理解？
對 Goehr而言，音樂不僅僅是樂譜上的符號。如果我們忽略了它創作和演出的時間、地點與人物，就難以捕捉它與社會互動的全貌。以艾斯樂為例，同一首曲子，在革命集會上可能被視為「革命之聲」，而在另一個場合則僅僅展現純藝術的魅力。
問題似乎還沒解決......
當我們把音樂放在社會中，它是否必然與政治掛鉤？這之前，我們得先弄清楚：這裡的「政治」是什麼？
一、粗略方案：純藝術 vs. 政治工具
過往討論音樂與政治時，常常只見兩極：
- 浪漫主義觀點：主張音樂應超脫現實，像孤高詩人般獨立自主，不受世俗牽絆。
- 馬克思主義觀點：則認為音樂必須服務於政治，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利器。
這種黑白分明的看法過於簡單，完全忽略了音樂豐富多樣的面貌。艾斯樂的案例正好說明：音樂既能被政治力量利用，又能讓創作者堅守純藝術的理念。
二、批判性方案：自主性與政治性的並存
換個角度，我們可以採取更辯證的觀點。從浪漫主義時期開始，藝術被賦予了超越現實的使命——它既回應現實，又能傳遞永恆的理念與價值。
在這種框架下，音樂擁有兩種自由：
- 自由於：保有自身形式上的創造空間與獨立性，不被政治力量完全控制。
- 自由去：在內容與表達上發揮影響力，承載社會批判與反思的功能。
這種對於自由的雙向理解告訴我們：音樂並非僅是冰冷的形式藝術，也不僅僅是政治宣傳的工具。它靈活地游走於兩者之間，既堅守藝術的純粹，又在特定語境中展現出深刻的社會與政治意涵。
可是，我們似乎還未真正跨越音樂與文字之間那道鴻溝
在浪漫主義的邏輯中，音樂的「政治性」並非後天強加，而是深植於其本質之中，也就是說音樂有：
- 內在性
音樂不僅在音色與形式上獨樹一幟，更自帶一種獨立自主的美學力量。這種力量使它能夠批判現實、傳達社會與政治意涵。 - 先在性
更重要的是，這些獨特特質在音樂誕生之前就已存在。換句話說，音樂擁有一種超越語言完整描述能力的深度與內涵，是與生俱來的奧秘，無法完全用文字捕捉。
在這樣的背景下，維根斯坦 的「梯子」隱喻再貼切不過：這梯子象徵著我們攀登並理解那些超越日常語言與概念的真理和感受的工具。當我們透過音樂的先天與內在特質，逐步攀升到那無法言喻的高度時，那些曾經依賴的概念與語言——這把梯子——也就變得次要起來。
原文請參見：Goehr, Lydia. (1994). “Political Music and the Politics of Music.”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Winter, Vol. 52, No. 1, pp. 99-112.
備註：這篇文章以西方哲學的角度回應「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的議題，但別忘了，不是所有文化都有「藝術」這個概念。在研究過程中，常常會發生「你的藝術不是我的藝術！」的糗事，這正提醒我們：分析時必須回歸到研究對象的實際感知，而不是生硬地將單一領域的結論套用到另一種文化中。
概念出自：Blacking, John. (1995). “The Music of Politics.” In Music, Culture, and Experience (pp. 198–222).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