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為《The Oxford Handbook of Applied Ethnomusicology》中收錄文章〈Applied Ethnomusicology: A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Account〉之摘要譯介。
你是否聽過「民族音樂學」?聽到「民族」這兩個字,你也許會想到部落中採集傳統音樂的畫面,或是那些既非流行也非古典的邊緣音樂。但事實上,民族音樂學的範疇遠不止這些!這門學科包羅萬象,從樂器學、世界音樂,到流行音樂、古典音樂……任何音樂形式都有可能成為它的研究對象。我們甚至可以說,它專注於探尋聲音與音樂之間那條神秘且充滿挑戰的灰色地帶,要求學者跨足多個領域,靈活運用各種知識與技能。
換個角度來看,除了欣賞那優美的旋律與讚嘆作曲家的才華之外,我們還能從多重視角理解音樂如何與世界互動。事實上,「民族」在民族音樂學中強調的是「田野」研究,而這裡的田野並不僅限於偏遠部落,而是涵蓋任何與我們文化截然不同的現場。正是這種廣闊的視野,推動了應用民族音樂學的發展——將研究成果回饋於社群。
現在,就讓我們跟隨民族音樂學家 Jeff Todd Titon 的腳步,一起揭開民族音樂學與應用民族音樂學的面紗,探索音樂世界的無限可能吧!
Titon說:「我喜歡把民族音樂學視為研究人們如何製作音樂的學問。」它不僅探討音樂創作的過程,更關注人們如何解讀音樂、賦予其意義,以及音樂在文化中的角色,從而讓我們更深刻地認識音樂這個文化領域。
應用民族音樂學就是把音樂研究成果「變現」,讓知識走進生活!它以音樂為核心,針對不同社群展開實際介入,旨在推動社會進步、促進音樂發展,並激發文化與經濟的多重效益。這種實踐依托扎實的田野調查與合作夥伴關係,同時堅守社會責任、人權以及文化與音樂平權的倫理原則。換句話說,應用民族音樂學不僅是理論上的探究,更是實踐中創造改變的動力!
歷史上,傳教士和其他外來勢力曾利用音樂推動文化同化,強行改變原住民和少數族群的文化面貌。這段歷史讓應用民族音樂學在某些情境下容易被聯想到殖民時期那種強制介入與文化壓迫。
在戰爭年代,音樂和文化不僅僅是藝術,更常被當作政治宣傳和操控的工具。許多美國學者因親歷納粹迫害,對任何可能被政治利用的介入都特別敏感,深怕重演音樂被當作操縱工具的悲劇。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我們難免會擔心:當學術知識用於公共介入時,會不會損害到學術的客觀性與自由?是否只著眼於眼前的單一問題,而忽略了豐富多元的文化和歷史脈絡?(然而,正如〈音樂真的能不沾政治?Hanns Eisler的故事告訴你答案〉所揭示的,藝術與政治的聯繫自始至終都存在!所以,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如何讓學術像藝術一樣,既能回應現實,又能傳遞永恆的理念與價值,保持那份難得的自由?)
在全球對文化多樣性和社會正義關注空前高漲的今天,新一代學者在深刻認識到音樂背後的陰暗面後,正以嶄新的視角重新審視應用工作的價值。他們致力於讓應用民族音樂學不僅保存傳統音樂、促進文化平權,更成為推動社群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強大引擎。
現代應用民族音樂學強調與在地社群的共創和互惠合作,深知倫理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這種模式拋棄了過去那種單向灌輸和外部操控的弊端,真正尊重並支持各方自主發展。
換句話說,現今的學者們認識到,僅僅追求知識累積已無法滿足多元社會的需求。將研究成果落實於文化保存、教育推廣與政策倡導中,不僅能化解過去外部干預引起的爭議,更能在學術與社會服務之間架起一座正向循環的橋樑。
透過定居學校、文化計畫和節慶活動,推動傳統音樂、舞蹈及其他文化表現形式的保存與再現,尤其針對少數族群、移民與原住民,確保傳統文化得以持續傳承。
利用廣播(如 Alan Lomax 的全國廣播計畫)、電視和網絡平台,將傳統音樂分享給更廣大大眾;同時,大型活動如史密森尼民俗節也為藝術家提供展示才華和促進社群互動的絕佳舞台。
在中小學和大學課程中融入世界音樂與民俗音樂內容,並邀請傳統音樂家現場教學和舉辦互動工作坊,讓學生親身體驗並認識多元音樂文化。
與在地社群建立長期互惠合作,通過共同行動、撰寫撥款計畫和參與文化政策制定,推動文化平權和社會進步,化解社會矛盾。
除了文化保存與教育,民族音樂學還拓展到音樂治療、提供知識產權爭議中的專業意見,以及針對環境噪音和生態保護的介入,展現其在多個領域的影響力。
部分學者與從業者透過報紙、雜誌和網絡平台撰寫音樂評論,不僅傳遞世界音樂的歷史與地理視角,也促進公眾對傳統音樂價值和多元文化的認識,成功架起學術與大眾交流的橋樑。
Titon在記錄北美應用民族音樂學發展與實踐時,也指出世界各地各有獨特路徑。那台灣呢?邀請大家一起探討台灣應用民族音樂學的前世今生吧!
原文請參閱:Titon, Jeff Todd. (2015).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A 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Account.” In Svanibor Pettan & Jeff Todd Tito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pplied Ethnomusicology (pp. 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