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社會的年齡結構中,民國 67 至 74 年(1978~1985 年)出生的「6尾7初世代」,正處於一個尷尬卻極為關鍵的位置。他們既非資源匱乏的戰後嬰兒潮,也不屬於享有數位紅利的網路原生世代。這群人正值 40 歲上下,多數身處職涯關鍵期、家庭責任高峰期,是企業的中階管理,也是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
他們承接著上個世代的集體記憶與文化負擔,卻又被迫適應社會資訊破碎化、普世價值大幅扭轉的高速轉變,在「上一代封建思維」與「新一代思想浪潮」的雙重夾擊下,構成了當代台灣最有壓力、也最能抗壓的「三明治中堅」。這一代大學生畢業後面對的是全球化初期與產業外移的衝擊,台灣經濟正在從代工轉向品牌,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他們必須在毫無轉型準備的情況下,自行摸索出路。傳統教育提供的工具,在數位經濟的時代逐漸失效,形成一種「知識無法對應現實」的失落感。
撇除原生的富二代不提,大部份6 尾 7 初的原生家庭在資源、財富、社經地位、教育或是由上而下承襲的觀念,相較於近世代五六年級的父母親普遍更加缺乏支援系統,甚至很多父母通常只有國中或高中學歷,無法提供太多學習資源與人脈資本。也因此對於教育的形塑以及對「成功」的理解亦更加的局限,大多是「考好試、進大公司、當公務員」。這種觀念塑造了穩定、服從、務實的價值觀,也限制了冒險與創新的可能。
原生家庭的權威壓力延續至成年後的親子關係,很多人即便成家立業,仍需照顧高齡父母,甚至為雙方家庭的經濟狀況負擔責任。這是一個向上無法獲得足夠支持、向下又必須持續給予的世代。
這一代人從映像管電視走到智慧型手機,從撥接上網走到 AI 崛起,從「網路是工具」變成「網路是世界」。在技術變遷的洪流中,他們既不是創新者,也不是使用者的原生群體,而是中途跳車的適應者。
許多人在 30 多歲才學會經營社群、理解演算法、開始接觸遠距工作。更挑戰的是,這一代人所內建的價值觀(如:穩定至上、努力就有回報)與現代社會主流思潮(如:斜槓、多元、自我實現)產生深層衝突,導致心理與行動上出現高度張力。
他們既看不懂 90 後「摸魚文化」,也無法接受 Gen Z 的「零耐性工作觀」,卻又被迫與他們競爭同樣的職位、分享同一個市場空間。
當前台灣的薪資結構停滯超過十年,中產階級購屋負擔倍增,社會階層流動困難。6 尾 7 初正值買房、養小孩、照顧老人的關鍵時期,卻遇上最差的經濟結構。
這種社會壓力的總和,讓許多人處於「持續燃燒、無法休息」的狀態,不僅導致健康惡化、職涯倦怠,也加速心理失衡,成為社會憂鬱化的重要推手之一。
這一代人缺乏社會支持系統。比起更年長的世代,他們沒有宗族、人脈、派系的支撐;比起更年輕的世代,他們也不太擅長社群網絡與自我品牌經營。
男性方面,往往被教育「撐住就好」,即使面臨婚姻壓力、職涯轉折、情緒困境,也鮮少表達與求援。女性方面,則處在「新女性要獨立」與「家庭角色傳統期待」的拉扯中,許多人身兼母職與工作者,壓力更甚於前人。
他們不容易聚集成組織、不習慣訴諸公共討論,在社會輿論場中幾乎沒有明確的發聲代表。這使得整個世代彷彿「隱形」,明明背負最多,卻最少被看見。
在經歷過 SARS、金融海嘯、全球化震盪、新冠疫情之後,這一代人的心理抗壓力早已被訓練得異常強悍。他們懂得「有事自己扛」、懂得「靠自己比較快」,也懂得「責任感比情緒重要」。
然而,這種高強度的「壓抑性韌性」並非沒有代價。許多人在40歲前後開始出現身心失調的狀況,憂鬱症、焦慮症、倦怠症候群比例快速攀升。他們撐得久、也撐得好,但也正因如此,往往在最關鍵時刻無人察覺他們其實早已接近極限。
6 尾 7 初世代,是台灣社會中最被低估的世代。他們沒有光環、沒有社會資源紅利,卻靠著自我訓練與高度適應力,撐起產業、家庭與社會的多重結構。
他們未必是改變世界的主角,但絕對是讓世界能夠「正常運作」的骨幹。理解這個世代,正是理解當代台灣社會運作邏輯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