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x, Feminism and Lesbian Desire in Women’s Magazines》一書，集結了女性主義學者Kate Farhall對主流女性雜誌《Cleo》和《Cosmopolitan》進行的縱貫研究。年代從1973到2013，橫跨40年的文本分析，Farhall採基進女性主義的批判立場，指出異性戀常規、強制異性戀仍在很大程度上作為建構男女性別秩序的基質。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股力量在幾波女性主義思潮的洗禮下，如今不僅轉變以更幽微的方式融入我們的生活，也更靈活地與其他具親和性的主義結盟。
作者的研究起點選在70年代，這是一個充滿女性賦權活力，同時又隨處可見消費文化對女性進行二次規訓的時代。尤其在第二波女性主主義大浪之後，90年代的後女性主義與流行文化、消費社會和新自由主義相互結盟，用變體的舊語言訴說女性賦權和自主的新故事。在強調個人經驗和自由選擇的社會氛圍下，女性地位正緩慢但穩定地進步。就Farhall看來，儘管第二波女性主義與綿延的後女性主義為我們帶來女性多元能動性的可能，這確實值得慶祝，但是，Farhall提醒到，這樣的激情不應使我們蒙蔽於「平權已經真正到來」的假象之中。例如在女性雜誌裡，可見假裝坦率地討論女同志情慾，實則將之挪用為男性取樂的工具，讀者甚至被鼓勵「寫下自己的女女幻想，然後拿給你的男人看」（〈Girl-on-girl confessions!〉，《Cleo》，2003年3月號）。又或者，在歡慶女性賦權的話語中，取而代之的是對侵略性男子氣概的鼓勵，甚至被慶祝為性感象徵，例如「粗暴、強悍的男子氣概」被形容為最終的性吸引力（〈The sexiest night I’ve ever had〉，《Cleo》，2013年7月號）。作者繼續說到，在表面上的掌控與愉悅話語下，厭女與暴力男性性行為被正常化，例如「我的大規模陰道毀滅武器」這樣的語句，作為對男性生殖器的戲謔暱稱出現在《Cosmopolitan》2003年11月號的〈The penis monologues〉文章中。
Farhall認為，女性雜誌是一個特殊的溝通載體，不僅承載各種吸引年輕女性這一市場的元素，更以直接、親密，宛如閨蜜的語氣來與讀者溝通，成為少女們性祕密的傾訴對象。雜誌將「事實性」或「科學性」的資訊轉化為讀者的日常語言，並邀請讀者投射自我認同，形成「相信」雜誌的互動循環。雜誌就像活生生的人，讀者可以自由地詮釋內容、反覆地讀，就像在與閨蜜聊著那些聊不膩的主題。儘管紙本載體已經式微，但「雜誌」卻換了一個身體繼續存在，它的身體是那些串流平台上的貼文，更瑣碎，也更大量，女性雜誌無所不在。作者認為，正是這些因素使女性雜誌在大眾媒體性研究領域中成為獨特且關鍵的研究對象。
顯然，已有不少學者針對女性雜誌進行批判性分析，並指出其偏重女性氣質與美貌、強調性別差異、將男性觀點和快感神聖化、將女同性戀邊緣化、缺乏建設性的性健康內容、為了商業利益而剝削女性的不安全感、灌輸女性應以取悅男性為己任的觀念等等 （例如，Farvid 和 Braun 2006；Gill 2009；Hasinoff 2009；Kim 和 Ward 2004；McMahon 1990；Moran 和 Lee 2011；Ouellette 2011；Steinem 2004）。然而作者認為，雖然女性主義文獻中對於女性雜誌呈現異性戀中心、父權制性劇本的看法存在高度共識，但在學界內部仍存在一些緊張與分歧。誠如Gill（2007）的提問：雜誌是提供愉悅的空間，還是強加意識形態的載體？讀者如何與這些內容互動？雜誌內容是否自相矛盾？還是呈現了一個統一一致的世界觀？女性雜誌與更廣泛的女性主義運動之間的關係為何？這一系列問題，促使作者展開過去討論所缺乏的縱貫性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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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研究文本，作者聚焦分析強制異性戀與女性／女性情慾，意在系統性地解構「女性」與「同性戀」這兩個範疇如何在雜誌中交織與互動。換言之作者採社會建構的立場，來拆解此一建構的運作形式。
下一篇我們會談女性主義思潮與作者的基進女性主義立場。
註記
- Farhall, Kate. Sex, Feminism and Lesbian Desire in Women’s Magazines, Routledge, 2020.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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