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寄出的診斷書

改編自1986年真實刑案

父親的剪報冊裡，夾著一張泛黃的便籤：「操場第三棵榕樹」。

二十年後，我在他遺物中發現精神科醫師的診斷書影本，

上面寫著主嫌「李國忠」的名字，日期是案發前三個月。

父親用紅筆在角落潦草註記：

「真相若公諸於世，家屬的傷痛是否更深？」

如今，受害者家屬的早餐店就在學校對面，

我握著診斷書影本，推開了玻璃門……

梅雨濡溼了台北盆地，黏稠的空氣裹著這座不夜城。2025年的雨，和記憶中父親書桌檯燈暈開的那圈昏黃，竟有幾分相似。父親張明哲的書房，自我十年前接手這間老公寓後，幾乎原封不動。塵封的往事像樟木箱裡的潮氣，今天卻格外刺鼻。

抽屜深處，手指觸到一本硬殼封面剝落的剪報冊。封面是父親遒勁的字跡：「重大社會案件輯錄 1985-1987」。翻開，泛黃的新聞紙脆弱得幾乎碎裂。1986年。醒目的標題像燒紅的烙鐵燙進眼簾：「學童集體中毒！『光華國小』驚傳毒飲料事件」、「飲料下毒案震驚社會，主嫌李國忠落網」、「清平行動啟動，誓言嚴懲不法」……那些被刻意遺忘的鉛字，帶著陳舊的油墨味撲面而來。

一張對折的便籤紙飄落，邊緣焦黃。父親熟悉的、略顯急促的筆跡：「操場第三棵榕樹。埋藏物證處？目擊者言可信度待查。李國忠精神狀況疑點甚多。」最後一句被重重劃去，只留下一個墨點，力透紙背。

心臟沒來由地一沉。我翻動冊頁，一張薄薄的、印著「仁愛綜合醫院」抬頭的紙張影本，滑入掌心。日期：1986年4月15日。患者姓名：李國忠。診斷醫師：陳維仁醫師。診斷結果一欄，冰冷的印刷字寫著：「疑似妄想型思覺失調症，建議住院觀察與藥物治療」。下方，是父親用紅筆寫下的、幾乎力透紙背的字跡：「真相若公諸於世，家屬的傷痛是否更深？」句尾的問號，像一個沉重的秤錘，墜入我胃裡。

李國忠。1986年光華國小毒飲料案的主嫌。一個在當年輿論風暴中被千夫所指、要求速審速決的「惡魔」。我閉上眼，1986年那個悶熱窒息的九月午後，彷彿帶著消毒水與嘔吐物的氣味，混雜著孩童驚恐的哭嚎，穿越時空的厚壁壅塞而來。那一年，我六歲。父親張明哲，正值壯年，是報館跑突發新聞的悍將。他回家時身上常帶著汗味、菸味，還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沉重氣息，幼小的我只覺得害怕，下意識躲開。他過世前幾年，偶爾會陷入長久的沉默，眼神穿透我，望向某個我無法觸及的深淵，喃喃低語：「……小光……」當時只以為是病中囈語，如今這名字卻像針一樣扎在心頭。

剪報裡一張小小的黑白照片刺痛了我：一個躺在擔架上被抬出的男孩，臉部打了模糊的格子，一隻小小的手無力地垂落。照片說明：「學童陳小光送醫急救」。陳小光……父親臨終前低喚的，是這個名字嗎？

雨聲漸密。我捏著那張輕飄飄卻重逾千斤的診斷書影本。父親當年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又是什麼讓他最終選擇了沉默，將這足以改變輿論走向甚至可能影響判決的關鍵證據，塵封在剪報冊的深處？那句「家屬的傷痛」，像咒語一樣箍緊我的思緒。真相與傷痛的砝碼，在父親的天平上究竟是如何傾斜的？

「光華國小」的舊校門在晨光中顯得有些侷促。四十年過去，周遭早已高樓林立，唯獨這所小學，連同門口那排枝幹虯結的老榕樹，像是被時光遺忘的角落。父親便籤上寫的「第三棵榕樹」就在眼前，枝繁葉茂，樹根如巨爪般緊扣地面，投下濃重陰影。當年，主嫌李國忠指使工人阿財，正是將摻了劇毒農藥「達馬松」的保力達B飲料罐，埋在了這棵樹下，引誘好奇的孩童挖出飲用。如今樹下的泥土平整，覆蓋著青草，天真無邪的嬉鬧聲在操場迴盪，彷彿那段慘痛的歷史從未發生。

校門斜對面，一家小小的早餐店亮著燈。「早安！元氣早餐」的招牌嶄新，玻璃窗擦得透亮。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地。資料顯示，當年中毒最嚴重的學童陳小光，他的母親林秀琴女士，在兒子歷經漫長而痛苦的復健、奇蹟般存活下來後，就在學校對面開了這家店。我深吸一口氣，推開了掛著鈴鐺的玻璃門。

「歡迎光臨！」櫃檯後傳來溫和的招呼。一位頭髮花白、身形瘦小的婦人正低頭擦拭咖啡機。她抬起頭，臉上帶著生意人慣有的親切笑容。然而，當她的目光對上我遞出的名片——上面印著「張介安」和報社名稱時，那笑容瞬間凍結，像被寒流掃過。她眼中閃過一絲猝不及防的痛楚和……警覺。

「張記者？」她的聲音有些發緊，眼神銳利起來，「你跟當年那位張明哲記者……？」

「他是我父親。」我坦然回答，同時留意到她瞬間繃緊的指節。

空氣凝滯了幾秒。林秀琴放下抹布，動作緩慢，像是在極力控制著什麼。「張記者……」她終於開口，聲音低沉，「事情過去那麼久了。小光他……好不容易才走出來。你們記者，還要追著不放嗎？」她的話語帶著疲憊的控訴，目光卻像受傷的母獸般緊盯著我，彷彿在確認我是否攜帶著新的傷害。

「林女士，您誤會了。」我連忙解釋，斟酌著字句，「我不是來挖掘舊傷。事實上……我在整理父親的遺物時，發現了一些關於當年案子的……新資料。」我頓了頓，觀察她的反應，「一些他當年沒有報導出來的東西。可能和主嫌李國忠的精神狀況有關。」

「精神狀況？」林秀琴重複著，眉頭緊緊鎖起，臉上的皺紋顯得更深了。她繞過櫃檯，示意我坐到角落最僻靜的位置。她坐下的動作有些遲緩，目光投向窗外那棵老榕樹，眼神變得悠遠而複雜。「那個李國忠……」她的聲音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他……不是正常人。我後來聽警察私下提過，他腦子裡那些想法，瘋瘋癲癲的，說學校的孩子嘲笑他，要害他……可那些孩子，才多大？懂什麼？」她的語氣裡交織著無法釋懷的恨意與一種深沉的無力感，「他害了多少個家庭啊！」她猛地停住，手指用力摳著廉價的塑膠桌面，指節泛白。

「我父親，」我輕聲說，拿出那張診斷書影本的影印件，小心地放在桌面上，「他案發前三個月，就拿到了這個。」

林秀琴的目光落在紙上。「仁愛綜合醫院」、「李國忠」、「妄想型思覺失調症」、「陳維仁醫師」……這些字眼像燒紅的針，刺入她的眼簾。她的呼吸驟然急促起來，臉色變得煞白，嘴脣無聲地翕動了幾下。她猛地抬起頭，眼中燃燒著一種近乎狂亂的火焰，直直刺向我：「他……他早就知道？！張明哲記者他……他早就知道那個人是瘋子？！」她的聲音陡然拔高，帶著難以置信的驚怒，「那他為什麼不登出來？！為什麼？！如果……如果當時大家知道那個人有病，法院會不會……會不會……」她哽咽了，後面的話被洶湧的淚水堵在喉間，只剩下破碎的嗚咽。她猛地別過臉去，肩膀劇烈地聳動著，壓抑的哭聲像受傷的困獸在胸腔裡悶響。那張薄薄的紙，像一塊燒紅的烙鐵，燙傷了她的眼睛，也燙穿了塵封近四十年的、看似結痂的傷疤。

仁愛綜合醫院的精神科門診區，瀰漫著消毒水和一種獨特的、混合著焦慮與疲憊的氣息。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氣質沉穩的陳維仁醫師，仔細地看著我遞過去的舊診斷書影本。他推了推金絲眼鏡，眼神銳利而專注。

「沒錯，」陳醫師的聲音平靜，帶著一種閱盡世事的滄桑，「這份診斷書，是我簽的。李國忠……我記得他。」他放下影印件，目光投向窗外，陷入回憶。「他就診時，狀態已經很不好。由他年邁的母親陪同。他母親當時幾乎是跪著求我幫幫她兒子，說他在家自言自語，總說巷子口雜貨店的收音機在罵他，說鄰居小孩聚在一起是在商量怎麼害他……非常典型的被害妄想症狀。」

「他母親？」我捕捉到這個關鍵點，記憶中卷宗裡鮮少提及李國忠的家庭，只模糊提到他獨自居住。

陳醫師點點頭，臉上浮現一絲同情。「一個非常傳統、非常卑微的老婦人。她堅信兒子只是『卡到陰』、『煞到』，對『神經病』這個說法極度抗拒，覺得是天大的恥辱。她帶兒子來，更多是抱著『拿點安神藥』的想法。當我提出可能需要住院系統治療時，她反應非常激烈，堅決不同意，說兒子只是『想太多』，『吃點藥睡睡就好了』，甚至……她害怕兒子一旦被貼上精神病的標籤，會被街坊鄰居的口水淹死，再也抬不起頭。」陳醫師嘆了口氣，「當時的台灣社會，對精神疾病的汙名化非常嚴重。家屬的恐懼和不理解，往往成了病人獲得適當治療的最大障礙。李國忠的母親，就是這樣一個被恐懼和羞恥感壓垮的可憐人。她後來……好像沒幾天就帶兒子離開了，再也沒有複診過。三個月後，就發生了那起震驚全台的慘案。」他的語氣帶著深深的遺憾與無力。

「我父親，張明哲記者，」我問道，「他在案發後，是否來找過您？」

陳醫師的眼神變得複雜起來。「他來過。就在案件轟動全台、輿論一片喊殺之聲的時候。他很敏銳，不知從哪裡打聽到李國忠曾在我這裡看過病。他拿著記者證，態度很誠懇，但也非常急切，希望能確認李國忠的精神病史是否屬實，以及是否可能影響他的犯案行為。」陳醫師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斟酌詞句，「我記得很清楚，張記者的神情……很掙扎。他當時對我說：『陳醫師，如果我報導了這個，會不會讓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長，覺得凶手是在裝瘋賣傻逃避責任？會不會讓他們覺得，自己的孩子死在一個『神經病』手裡，連討個『公道』的理由都變得模糊了？』」

「我告訴他，」陳醫師的語氣凝重起來，「醫學診斷是客觀事實。李國忠當時的症狀，嚴重削弱了他辨識行為對錯的能力，也扭曲了他對現實的認知。這並非為罪行開脫，而是理解悲劇成因、尋求根本性預防的關鍵。真正的『公道』，不應建立在無視真相或煽動仇恨之上。司法判決，應該考量到精神狀況這個重要因素。」

「但他……最終沒有報導。」我陳述著已知的結果。

陳醫師緩緩搖頭：「沒有。他離開時，臉色非常沉重。他只說了一句：『有時候，真相的重量，怕那些剛剛失去骨肉的父母……承受不起。』我能理解他的顧慮。那個年代，對精神疾病的認知太匱乏，社會情緒太激憤。他那篇報導若真登出來，很可能被曲解成替凶手脫罪，受害者家屬承受的二次傷害，恐怕難以估量。」他看著我，目光彷彿穿透時光，看到了當年同樣在職業倫理與人性困境中痛苦抉擇的同行。「你父親……他做出了他認為在當時情境下，更能保護受害者家屬的選擇。即使那意味著，讓一個可能影響司法公正、推動社會反思的關鍵真相，暫時被埋沒。」陳醫師的語調低沉下去，「那是一個沒有完美答案的困局。他的選擇，是出於一種……近乎悲憫的無奈。」

悲憫的無奈。這幾個字沉甸甸地壓在我心頭。父親當年站在風暴眼，手握足以改變風向的證據，卻最終選擇了沉默。他的筆尖懸在真相之上，最終落下的，卻是對生者無邊痛苦的顧慮。這沉默，究竟是守護，還是另一種形式的傷害？是對家屬的仁慈，還是對真相本身的辜負？我走出醫院，台北初夏的陽光有些刺眼，陳醫師的話語和父親紅筆寫下的那句詰問，在我腦中反覆碰撞、轟鳴。

「早安！元氣早餐」的玻璃門在清晨的陽光下反射著光。我推門進去，鈴鐺聲清脆。店內只有零星客人。林秀琴正在擦拭一張靠窗的桌子，動作緩慢而專注。看到我，她微微點了點頭，眼神平靜了許多，但那份深藏的疲憊和警覺仍在。

「林女士。」我走到她面前，沒有坐下，只是將一份裝訂好的文件輕輕放在她剛擦淨的桌面上。不是那張診斷書影本，而是我熬了數夜寫成的深度報導清樣。標題是：《沉默的證詞：1986年光華毒飲案背後的未解之問》。裡面詳實記錄了李國忠在案發前確診嚴重精神疾病的事實、其母親因社會汙名化而拒絕治療的悲劇、陳維仁醫師的證言，以及父親張明哲當年面臨的艱難抉擇與最終沉默的因由。文章的核心，指向一個更沉重的問題：在嚴懲凶手的憤怒與對精神疾病患者缺乏系統治療的現實之間，我們社會是否無意中，也為類似的悲劇埋下了種子？文章最後，是父親診斷書影本照片和他那句用紅筆寫下的、力透紙背的詰問：「真相若公諸於世，家屬的傷痛是否更深？」

林秀琴沒有立刻去碰那份文件。她只是站著，目光落在標題上，久久不動。晨光透過玻璃窗，在她花白的頭髮上勾勒出一圈微亮的光暈。店內只剩下咖啡機低沉的嗡鳴和牆上時鐘的滴答聲。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沉默在空氣中凝結、沉澱。

終於，她伸出手，指尖有些顫抖，輕輕拂過那份清樣的封面。她沒有翻開，只是抬起眼，看向我。那雙眼睛裡，翻湧著太多複雜難言的情緒：有被重新撕開的劇痛，有對逝去時光的茫然，有對那遲來真相的怨懟，或許……還有一絲微弱到幾乎無法捕捉的、塵埃落定般的釋然？

「張記者，」她的聲音很輕，帶著沙啞，「都過去了……太久了。」她頓了頓，目光轉向窗外，落在那棵曾埋藏毒物、如今枝繁葉茂的老榕樹上。「小光他……命大，活下來了。可也……廢了半個人。」她的聲音哽了一下，「這些年，他怕人，怕聲音，晚上睡覺不敢關燈，三十好幾了，只能在我這小店裡……幫忙洗洗碗。」她深吸一口氣，像是在汲取支撐下去的力量，轉回目光，直視著我，「你寫的這些……那個人的病，你父親當年的難處……我懂了。」她艱難地點點頭，又搖搖頭，「可懂了，又怎樣呢？小光受的苦，能減一分嗎？那些沒能救回來的孩子……能活過來嗎？」她的質問沒有憤怒，只有深入骨髓的疲憊和一種穿透歲月的哀傷。

「不能。」我迎著她的目光，坦然承認這殘酷的現實，「什麼都不能改變過去。但也許……」我的聲音低沉下去，指向報導的結尾，「能讓現在和將來的人想一想。想想那些被當作『鬼上身』、被家人藏著掖著、最終可能滑向深淵的人，是不是該有另一條路可走？想想我們的憤怒，除了要求懲罰，還能不能……多一點點力氣，去推動改變，讓下一個潛在的悲劇，有機會被攔住？」我想起父親筆記裡那個被劃去的「李國忠精神狀況疑點甚多」。他劃掉了它，卻沒能劃掉這個疑點背後沉重的社會命題。

林秀琴沉默了。她再次低頭，看著桌面上的報導清樣，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紙張邊緣。那份沉重，彷彿透過紙張傳遞到了她的指尖。過了許久，她才緩緩開口，聲音輕得像嘆息：「你父親……張明哲記者，他是個好人。」她抬起頭，眼神複雜，「當年，他來過醫院很多次。別的記者只想追著問小光有多慘，問我們恨不恨凶手。只有他……他默默幫我們擋掉了一些太傷人的追問，還悄悄墊付過一筆不小的醫藥費……是我後來很久才知道的。」她的眼中泛起一層薄薄的水光，「他選擇不說……我大概能明白他的苦了。是怕我們……承受不住。」她頓了頓，長長地、長長地呼出一口氣，彷彿要將積壓了四十年的沉重一併呼出。「這份東西，」她輕輕拍了拍報導清樣，「你……登吧。」她移開目光，望向窗外操場上奔跑嬉笑的孩童身影，聲音飄忽而遙遠，「也許……真的該讓更多人知道……全部的故事。」

父親的骨灰安放在金寶山一處面朝大海的壁龕裡。照片上的他，比記憶中我熟悉的模樣年輕許多，眼神銳利，帶著記者特有的、對世界充滿探究欲的光芒。海風從觀景平臺呼嘯而過，帶著鹹澀的氣息。

我將一份剛剛出版的報紙輕輕放在父親的骨灰盒前。頭版下方，正是那篇《沉默的證詞》。鉛印的文字在風中微微顫動。我拿出那張診斷書影本的原件——父親珍藏了近四十年的祕密。紙頁已然脆弱泛黃，邊緣捲曲。我小心地將它放進一個厚實的牛皮紙信封裡。

「爸，」我對著照片上年輕的父親開口，聲音被風吹得有些散，「你當年沒寄出的『信』……今天，我把它發出去了。」我舉起信封，對著大海的方向揚了揚。「收件地址，是現在。是未來。」海風猛烈地灌入，吹得報紙嘩嘩作響，信封在我手中獵獵抖動，彷彿裡面那張薄紙有了生命，渴望飛翔。

照片裡的父親，眼神依舊銳利，沉默地凝視著遠方海天交接之處。那裡，雲層被風撕開了一道口子，一道金色的陽光如利劍般劈開厚重的鉛灰，頑強地刺破海面，照亮了一片翻滾的、充滿力量的波濤。浪花撞擊著礁石，發出沉悶而持續的轟鳴，像是大地沉重而緩慢的心跳。這聲音蓋過了風聲，也蓋過了人世間所有的嘆息與低語。

我握緊信封，指尖能感受到紙張下那行父親用紅筆寫下的、力透紙背的詰問。那不再是束縛，而是刻進血脈的烙印。那束穿透雲層的陽光，短暫地照亮了父親照片上年輕的臉龐，照亮了他眼中未曾熄滅的、屬於一個記者的執拗光芒。

浪濤聲，是唯一永恆的迴響。

後記：未抵達的真相與遲來的重量

這篇小說，源於一個沉重而複雜的真實事件骨架——1986年發生於台北市螢橋國小的毒飲料案。為了敘事的需要與對當事人的尊重，文中所涉人物姓名（如張明哲、張介安、李國忠、林秀琴、陳小光、陳維仁、工人阿財）、學校名稱（光華國小）、醫院名稱（仁愛綜合醫院）、社會行動代號（清平行動）以及相關團體，均經過化名處理。事件的核心輪廓雖有依循，但人物關係、內心掙扎與部分情節細節，則是小說創作所賦予的血肉與靈魂，旨在探討事件背後更深層的社會與人性命題。

主角張介安，設定為現年四十五歲的記者，其二十年左右的記者生涯，恰是從2005年前後起步。這個時間點，距離悲劇發生的1986年（民國75年），已近二十年光陰。選擇這個設定，是刻意的。二十年，足以讓一個初出茅廬的記者累積足夠的專業與視野，去重新審視父輩記者遺留下的、未曾解答的疑問；二十年，也足以讓一個社會，從當年的激憤與傷痛中，沉澱出些許反思的空間。張介安的父親張明哲，作為案發當年的資深記者，其角色設定不僅是情節的關鍵樞紐，更承載了那個時代新聞工作者在職業倫理、社會責任與人性悲憫之間所面臨的艱難抉擇。

小說的核心衝突，並非單純聚焦於慘案本身的驚悚與悲情，而是試圖叩問一個更為艱澀的問題：當真相——尤其是指向兇手可能因嚴重精神疾病而減損責任能力的醫學真相——可能對尚未從劇痛中復原的受害者家屬造成更深傷害時，揭露與否的界線何在？張明哲的沉默，是一種基於對生者傷痛深刻體察的「悲憫的無奈」，抑或是對新聞本質——追求並傳遞真相——的一種妥協甚至背離？這沒有標準答案。他的選擇，鑲嵌在1980年代台灣社會對精神疾病認知極度匱乏、污名化嚴重的時代背景中，顯得格外沉重與孤獨。

張介安在四十年後，手握父親塵封的證據，他所面臨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兩難：重揭瘡疤可能帶來的二次傷害，與讓一個可能促進社會反思、避免未來悲劇的真相永遠埋沒之間的權衡。他最終選擇了報導，並非出於獵奇或對傷痛的漠視，而是帶著一種近乎贖罪的心情——替父親完成那封「未寄出的診斷書」，並將收件地址指向「現在」與「未來」。這份報導的重量，不僅在於揭露過去的隱情，更在於它迫使讀者（以及我們所處的社會）去正視那些被恐懼與污名壓垮、徘徊在系統性照護邊緣的潛在悲劇因子。我們是否在追求司法正義的同時，也能騰出空間去理解與建構更完善的精神健康支持網絡？我們的憤怒，除了指向懲罰，是否能分出一部分力氣，用於預防？

小說中，林秀琴女士那句「懂了，又怎樣呢？」道盡了受害者家屬永恆的、無法被任何真相或反思所彌補的傷痛。陳小光們被奪走的健康童年與人生可能，是任何遲來的理解都無法償還的。然而，她最終那句「登吧」，卻也蘊含著一種穿透歲月塵埃的微弱釋然與某種更深沉的期許——讓「全部的故事」被知曉，或許是對逝者與生者另一種形式的尊重，也是社會得以真正從傷痛中學習、避免重蹈覆轍的唯一途徑。

書寫這個故事，心情是沉甸甸的。它不僅是對一樁歷史悲劇的文學化回望，更是對真相、傷痛、責任與救贖之間永恆張力的一次凝視。謹以此文，向所有在悲劇中承受無盡傷痛的人們致意，也期盼我們腳下的土地，能在理解與反思中，走向一個更能接住每一個搖搖欲墜靈魂的未來。

張介安（虛構角色）

2025年 秋 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