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香港導演關錦鵬改編網路小說《北京故事》[1]，指導拍攝電影《藍宇》。原著於1998年在中國同志論壇「男人男孩天堂」（BOY2MAN）連載，作者化名「北京同志」，內容講述清華大學學生藍宇與高幹子弟陳捍東之間的愛情故事。兩人戀情橫跨九〇年代，經歷六四天安門事件與打貪運動，最終由藍宇車禍身亡劃下句點。
然，儘管藍宇之死在影迷間屢引唏噓，卻往往被簡化為催淚手法，而少有論者從敘事結構與時代脈絡出發，探究此死亡安排背後的文化與政治意涵。筆者有感於此，將疑惑指向「藍宇之死」，試圖探問其是否僅為欲賺人熱淚的愛情悲劇收尾，或實則反映九〇年代中國社會中，男同志在異性戀霸權、性別規訓等交織下，難以實現主體性與情感承諾的結構性困境？
本文主張，《藍宇》中的死亡安排不僅服務於戲劇效果，更隱喻男同志在主流社會中被排除位置的困境。為論證此點，本文將結合幾個關鍵視角。其一，參照莊宜文提出的「參差對位」，比較小說與電影中藍宇形象的差異，探討角色如何再現或被以柔化形塑，從而削弱同志主體性；其二，援引游靜所述的「攣變直」理論，嘗試分析同志戀情如何最終讓位於異性戀秩序的情節安排；其三，透過林啟鈞對中國同志身份認同的研究，指出男同志在家庭壓力與制度性壓迫下的隱藏身份及主動失語。
因此，本文將從敘事結構、角色重塑與社會脈絡三面向切入，重新審視「藍宇之死」的敘事意義，並嘗試揭示其背後所承載的性別政治與身份困局。
╰┈➤ˎˊ˗ 雙文本中的藍宇形象差異
在網路小說《北京故事》與其改編電影《藍宇》之間，主角藍宇的性格與形象出現了部分轉變，這一差異不僅反映媒介在轉譯過程中的再詮釋，更揭示導演關錦鵬對同志角色的詮釋偏好與影像風格的選擇。相較於小說中性格主動、語言直率、行動果決的藍宇，電影中的藍宇則呈現出柔和、內斂甚至近乎脆弱的氣質，成為一個被充滿情感投射卻難以「主動」自我實現的「被愛者」。
莊宜文評論電影《胭脂扣》時指出：「關錦鵬對原著大加著墨於九七大限不感興趣，著重營造唯美浪漫的懷舊氛圍，電影淒迷哀婉的風格一反小說譏誚戲嘲的姿態，添加的性別認同凌駕了原著對國族認同的探索。」[2]將其與《藍宇》對照，結果亦然，關錦鵬亦曾表示：「小說裡用了更多篇幅去描寫六四，但對我來 講它只是一個時代背景。我感興趣的是我們怎樣利用六四這個時刻，成為陳捍東承諾藍宇的時刻」。這種以情感目的淡化實際困境的處理方式，一方面，服務於影像的情緒感染力，另一方面，卻也遮蔽了原文本角色可能展現的反抗與能動性。
筆者認為，這樣的柔化策略亦可理解為對同志角色「美化」處理。電影中的藍宇被打造成一種近乎理想化的同志形象，他單純、專情、內斂而無威脅性，幾乎沒有性欲的展現（不過，關錦鵬亦曾於專訪表示，對大量性愛場面的割捨，是不願服膺於女性作者筆下的不合理同志想像）。而這種形象，似與九〇年代中國社會對同志的刻板想像相互勾連，在社會尚無法接受多元性別價值的前提下，唯有將同志角色塑造成無害、純潔甚至悲劇性的「他者」，才得以短暫存在於主流影像之中。
而藍宇雖一再試圖維繫與陳捍東的關係，卻始終處於邊緣與等待的位置，這則是小說與電影的共同性，即便在兩人短暫重聚後，情感也未能轉化為承諾或日常關係，最終，只能透過死亡，將其被凝固成永恆的想念，如文本末的捍東的坦承。作者與導演皆未安排藍宇因愛而死、或為情而亡的戲劇性轉折，而是以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草草收場，亦進一步凸顯其死亡的突兀與工具性。筆者認為，藍宇的離去使其情感獲得凍結，對捍東亦是，卻同是不可抗力的，一種同志情感的失語與消亡。
╰┈➤ˎˊ˗ 社會環境與無處安放的同志主體
藍宇之死，不單是劇情的巧合或「命運的捉弄」，而是基於社會結構與性別期待中的「敘事安排」，象徵九〇年代中國社會對同志主體的排拒與不容。
藉林啟鈞對中國、台灣男同志身份認同之比較研究可見，中國同志在家庭、社會與政治層面均遭受多重壓迫，一方面，是傳統家庭對異性婚配的期待與子嗣延續的倫理框架，另一方面，則是國家對性少數的監控與消彌策略，使同志不得不在「出櫃」與「偽裝」間徘徊。林啟鈞指出：「檢驗的結果，中國大陸的男同志在『排斥成為同性戀』、『隱私需求』的分數顯著高於台灣的男同志。『排斥成為同性戀』意指，男同志個體在所處環境中，不樂於成為一個同性戀者，並羨慕異性戀者的生活。」[3]此一心理傾向的顯著差異揭示中國男同志所處社會環境之壓抑，亦進一步說明為何同志愛情在中國語境中，經常須以「失敗」、「退場」來為其敘事作結。
於此脈絡下，藍宇作為一真誠且直率的角色，無論在小說或電影中皆保有某種「童話式純情」。他不願將愛情藏匿於暗處，也未曾計算利害與得失，他將自己毫無保留地交予陳捍東。這種純粹的情感本應珍貴，卻在主流社會顯得格格不入。正因他的坦誠與愛得過深，使他難以調適於一個要求同志自我壓抑、隱藏情感的社會情境。
游靜則提出九〇年代香港出現一批「攣變直」電影，劇情慣以同志戀情作為過渡，終仍導向異性戀[4]。筆者認為，這種「攣只是過程，直才是目的」的敘事公式，不僅強化異性戀的自然化與正常性，也將同志戀情定格於「不得善終」、「非常態」的位置。《藍宇》雖非被歸納為港產「攣變直」電影的一員，卻同樣延續這種敘事邏輯，即在藍宇意外身亡後，陳捍東選擇再次娶妻生子，回歸社會期待與傳統價值。
故，陳捍東與林靜平的關係便顯得意義深遠。電影雖未將這段感情鋪陳得過於戲劇化（小說原有許多林靜平欺負藍宇的段落），卻刻意留下兩人交往與準備結婚的線索，暗示主角回歸「正常人生」的打算。值得注意的是，捍東並未與藍宇明確斷絕關係，而是同時維持著與林靜平的交往，這種曖昧與兩難，反映出在主流期待與個人情感間的妥協。筆者認為，當藍宇突然死亡，這段同志戀情不再需要面對未來的道德與社會挑戰，也使得捍東無需選擇，得以自然地步入異性婚姻的安排中（非林靜平，另有「她」人），使得同志愛情，在敘事上「自然地」終結，而異性戀秩序，則在不言中恢復其正當性與常規地位。
藍宇之死，並非僅是一段催人熱淚的戲劇安排，而是九〇年代中國社會壓抑同志的隱喻。藍宇的死亡固然突如其來，卻非偶然，正是同志在異性戀體制下難以實現主體性、無法擁有公共情感承諾的結果。而與利益為重的捍東相比，藍宇真誠、敢愛的形象，讓他的純真與直率更無法被現實所安放，消逝成為一種必然。
此外，小說、電影在情節安排上與「攣變直」的敘事邏輯相似，即同志戀情作為過渡，最終讓位於異性戀秩序，透過藍宇的死亡，讓陳捍東得以「無痛地」返回社會期待的軌道。這不僅是情節的安排，更反映九〇年代社會對同志身分的否定、壓抑與不可見。
因此，筆者認為，「藍宇之死」並非單純意外身亡，而是主動的隱喻同志主體在政治、家庭與社會規訓下的退場與消音，他的死亡成為一種敘事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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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同志，《北京故事（藍宇）》（東販出版，2001）。
[2] 莊宜文，〈城市與性別的雙重鏡像－關錦鵬懷舊電影與原文本的參差對位〉，《中外文學》，頁 59。
[3] 林啟鈞，〈同志文化開放性與同志身份認同的關聯性初探：以台灣和中國大陸男同志為範例〉，《應用心理研究》，頁68。
[4] 游靜，〈如果攣都可以變直：論九十年代初的香港「攣變直」電影類型〉，《中外文學》，頁102。
p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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