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我對南京紅姐的事件始末大多來自維基百科。若下文的細節與事實有出入，是本人無法查證也沒空查證的緣故，敬請包涵。我單純只是剛好在讀Gibson。
一、他們為何選擇「做了」？
南京紅姐一事流傳開來後，「來都來了」應該會成新一波的流行哏。網路上相關的輿論，除了討論紅姐的長相、影片中男性的年齡職業及身份、是否有重覆之人外，比較嚴肅的大致圍繞在道德議題（免費的代價）、性觀念（男人真的不挑）等面向。
但最多人真正感到困惑的是這個問題：「影片中的男性若已察覺不對勁，為什麼還是做了？」
更令人費解的是，根據網友整理的影片紀錄，有些人即使在見面後已知紅姐為男性，竟還回頭再次赴約。這已不是一句「直男被掰彎」可以草率帶過的情節。
與其將這些選擇歸因於放縱或混亂的慾望，本文想換個角度思考：這些行為，會不會不是因為「想做」，而是因為「覺得可以做」？
本文將透過心理學家 James J. Gibson 所提出的「affordance理論」，嘗試提供一種非道德化的感知解釋框架。
二、什麼是 Affordance？
James J. Gibson（中譯：詹姆斯·吉布森）是美國心理學家，專攻視覺與感知研究，被譽為「生態心理學（Ecological Psychology）之父」。他的理論對當代心理學與設計、藝術、哲學、AI 等跨領域思維都產生了深遠影響。與其說他在研究「眼睛怎麼看」，不如說他致力於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如何透過感知來與世界發生關係？」
別因為「生態」兩個字，就把Gibson跟環保人士畫上等號。在Gibson的定義中，「生態」指的是動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animal–environment relationship）。以人類為例，人並非在環境之外的某處遠遠地觀察世界，而是作為一個「身體中的行動者」，直接生活在由地形、萬物、光、聲音，以及他人所構成的世界中。換句話說，Gibson要強調的是，我們所感知的，不是「東西的客觀屬性」；而是「這個東西能讓我做什麼」。
他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椅子。當我們看到一張椅子，並不是先「辨認出它的形狀→大腦進行分析→得出可以坐的結論」，而是直接感知到「它可以坐」。這正是動物（人類）與環境（椅子）之間關係的自然表現。但當一隻小螞蟻看到同一張椅子，牠並不會產生相同的感知，因為那張椅子對牠來說不具備「可坐性」。
這個例子展示了 Gibson 理論的兩個核心概念：direct perception（直接感知）與affordance（目前學界尚無統一中譯，下文統一以「可供性」稱之）。
- 直接感知：人不需要經過內在推理或腦內計算，便能看見牆壁是「不能穿越的」、茶壺手把是「可以抓握的」。
- 可供性：環境中每一個物件，對特定行動者來說，都包含了不同的可能性（例如：椅子對人是可以坐的，但對螞蟻不是）。
這種「不假推理，卻立刻感知」的理論，與主流心理學將感知過程拆解為「接收刺激 → 腦內加工」的模型大異其趣。Gibson認為，傳統心理學將感知過程過度內化、抽象化，把人變成大腦的附庸，而忽略了人其實總是在某個具體環境中，以整個身體去與世界互動。而環境中的事物本身就帶有意義，而我們感知這些意義，不需要先經由大腦加工與理性判斷。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想用他的理論來重新觀看「南京紅姐事件」，因為它關乎一種未經深思卻被身體接收的反應，而這正是「可供性」的關鍵。
三、「理性」無法解釋，但「慾望」也不能
無論是從肉體上的慾望，還是心理上的慾望（包括：紅姐提供了情緒價值、跟影片中的男性對話及互動氣氛良好），我們都很難解釋「究竟是什麼，決定了一件事最後是否發生」。這並不是理性與慾望哪一方勝出的問題，而是：行動往往發生在「一切看起來可以進行」的那個瞬間。
性行為的啟動，很多時候不是來自理性的思辨或明確的慾望，而是一種身體對「環境條件已到位」的感知。南京紅姐的案例數量之所以震撼，正在於它揭示了這些「行動條件」其實並不玄妙，而是來自極具日常感的環境訊號（且南京紅姐一再複製這個環境）：
- 紅姐在網路上主動提出「免費性行為」的邀約
- 男性主動前往紅姐的私人住所
- 紅姐的妝容、假髮、裙子等外在細節
- 雙方互動時有切水果、交換禮物等日常儀式感
- 對話節奏與空間氛圍營造出的熟悉與舒適感
這些因素，構成了對「異性交往與性行為」的可供性（affordance）感知條件。也就是說，這些男性可能不是經過邏輯推演後確認「可以發生性行為」，而是直接感知到：「這可以發生，而且正在發生。」
正如 Gibson 所說：
“The affordances of the environment are what it offers the animal, what it provides or furnishes, either for good or ill.”（環境的可供性，指的是它對行動者提供了什麼、賦予了什麼，無論是正面或負面的。）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不是環境勸誘你，而是布置好了一種行為已被允許的狀態。而人在這樣的狀態中，會做出行動，就像你看到椅子會坐下，看到門把會伸手去開。
因此，當行動一旦啟動，像「紅姐其實是男的」這種命題，便無法再中途「喊卡」。只要場景讓人感知到「這是一段可以親密接觸的互動關係」，那麼行動就會自然發生——與性向無關，與被騙與否無關，甚至與意識上的道德判斷也無關。
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什麼某些人即使事後知道真相，仍願意回來找紅姐。因為他們無法否認，那一次的身體經驗是真實的；不是邏輯允許的，而是身體感知到「可以」。
四、環境可以騙人，但可供性是真實的
這篇文章不是要替誰開脫，而是透過Gibson的理論框架，用另一個角度去理解：感知到的意義與價值，是存在於環境之中，而非純屬主觀幻想，也不全然都是客觀的詮釋。南京紅姐透過聲音、妝容、情境布置構成了一個可供親密互動的場域。荒謬之外，我們也該看見：人不總是靠理性做選擇，而往往是身體與環境之間的互動，促成了一個行動的發生。
所以，當一個小偷走進一棟大樓，發現：門沒有上鎖、走廊沒有監視器或管理員、窗戶可攀爬、鄰居互動冷漠⋯⋯這就構成了一組對「入室行竊」的「可供性」。這並不是說這位小偷應該偷東西，而是說這個環境讓他直接感知到：可以偷。小偷的行動可能不是基於一連串的理性判斷（例如權衡風險、報酬率），而是基於他對空間的身體感受所捕捉到的行動可能性。此時，環境給予了某些暗示，使得「偷竊」這個選項變得具可行性。
Gibson並未直接討論「可供性」的感知與道德責任之間的關係，（也可能是本人筆力所及，未注意到他的論述）但最後，我想起了孟子的一句話：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矣。
Gibson的「可供性理論」可以普遍解釋所有動物——包括人。但身而為人，我們選擇用什麼角度來詮釋事件，又選擇用什麼態度來安頓自己，這才是生而為人最有意思之處。（至於孟子的這句話，如人飲水，我就不多做詮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