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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權力先於主體、形成了主體，主體需要條件，而這就是服從（subjection），服從卻開啟了我們的能動性。¶2 主體在屈從中形成的過程，聯繫於黑格爾主奴辯證中所謂的苦惱意識；或尼采所謂的良心譴責與愧疚。¶3 反身性：權力構成主體的精神形式是一種轉向（trope, turn），這種轉向使主體像自身開啟，並成為主體的奠基時刻，而促成主體不確定的存有論狀態：操演（performativity）。¶4-5 阿圖塞的傳喚理論假定了良心已經預先發生，然而傳喚依賴於良心，卻無法解釋良心。
§1 被動激情的依戀（Passionate Attachments）
¶6 主體被動激情的依戀屈從，並對屈從負責。而這呈現了權力的運作，使主體反身性的轉向自身：主體是權力的結果，也是轉向自身的權力樣式。¶7-8 在主體出現之處，存在一種愛恨交織（ambivalence）：如果沒有對屈從於依賴對象的被動激情，就沒有主體。依戀必須存在，又必須同時被否認。¶9 這解釋成人對最早所愛對象的羞恥（humiliation）：為了成為自身必須否認依戀，而在創傷反覆（traumatic repetition）中尋求主體的消解，這顯示一種欲望的能動性，而主體則成為這種欲望的障礙。¶10 主體是透過預先排除（foreclosure）所生產的，因此它必須分離於自身的條件：主體反對自身的欲望是主體持存的條件。¶11形成主體需要一種承認，而這種承認是透過屈從被授予的；主體依賴於屈從，而必須拒絕和重演這種屈從。
§2 愛恨交織（Ambivalence）
¶12 主體的悖論是它被當成能動性的條件，又被理解為能動性的喪失。¶13 主體應該被定義為一個站位的符號：它佔據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的位置，主體是獲得和再生產可理解語言的條件，亦即存在與能動性之條件。¶14 服從是循環的：主體使用第三者眼光觀察自己，才能查看自己的起源；而對主體構成的敘述卻總是追溯性的。服從是被主體領受（assumed）的權力，而這種領受是主體生成的手段。
§3 服從／屈從（Subjection/Subordination）
¶15-16 主體的時間脆弱性（temporally based vulnerability）：生成主體的權力與作為主體能動性的權力之間無法維持連續，權力從能動性條件轉變為主體本身的能動性。主體的能動性與其可能性條件並不總是連續，在能動性的操作中，其條件產生非同一性。屈從的條件使權力的領受成為可能，領受的權力與屈從的條件維持一種愛恨交織，這種愛恨交織形成能動性的困境。¶17 權力先於主體，然而當主體掌握權力，產生了一種時間反轉（temporal reversal）：權力是主體的結果，而且是主體所作用的東西。¶18 權力既是主體的可能性條件，也在主體自身的行動中被重申（reiterated）；作為屬於權力、掌握權力的主體，主體用權力遮蔽了權力。
¶19 權力顯現主體之前與之後兩種不可共量的時間型態：①作為可能性條件先在於主體，②作為主體意志的結果，服從是主體自身導致的一種屈從。主體因此成為一種愛恨交織的場所。¶20 在時間過程中發生了一種反轉：主體從權力事先的操作得到權力，並最終不為其所限，能動性超越了使它成為可能的權力。能動性的愛恨交織不受制於目的論必要性（teleological necessity）：權力的目的不總是能動性的目的，能動性從權力中分離，是對權力一個非意象目的的領受。¶21 對權力的掩飾是一種換喻反轉：從權力生產出來的主體成為形塑權力的主體。¶22 這不意味著主體可以被化約為作為其條件的權力，也不意味主體所帶來的權力可以化約為主體。
¶23 傅柯提供一種後解放觀點：抵抗權力勢必要被牽進權力之中，然而這不意味著主體有一個自我矛盾。這點不同於主體的宿命論，也不同於自由主義者對能動性的政治樂觀主義。¶24 主體既非完全被權力決定，也不能完全決定權力，主體超越了無矛盾邏輯（logic of noncontradiction），並成為一種邏輯贅生物（excrescence of logic，來自拉岡的說法）。
§4 精神的律化（Regulations of the Psyche）
¶25 必須拒絕假定政治與精神分離的存有論二元論（ontological dualism）：對服從的解釋必須在精神生命的轉向中探索，這種轉向發生於良心譴責與憂鬱，與社會律化的過程共同起作用。對規範的具身化（incorporation）形成主體，必須要給這種具身化一個解釋。¶26-27 內化的過程（process of internalization）製造了內在生命與外在生命的區別，這有別於規範首先從外部而被內化的論點。這使我們必須解釋對服從的渴望，亦即對社會存有的渴望。
¶28-29 主體的形成是服從的結果，這使主體受制於一種脆弱性，即並非來自自身的權力。為了存在對大它者的原初脆弱性（primary vulnerability to the Other in order to be）：服從利用了存有的欲望，而存有總是別處授予的。
¶30 權力的領受並非機械性的，其中生產了反身性的模式。¶31 佛洛伊德和尼采都將良心的構成理解為一種內化禁制，禁制是將欲力轉回自身，並創造一個內在領域，成為反身性的條件。黑格爾也在苦惱意識中探討這種對反身性的渴望。每種情況下都會產生一種自責的精神習氣，並凝結為良心。¶32 良心使主體成為自身的對象，並將自身確立為反身性的。反身性是良心的結果：為了抑制欲望，主體生產自身的他異性，並成為一個反身性的對象。反身性的欲望終極來說就是對服從的欲望。
¶33 然而「預先排除」（foreclosure）的禁制超出了反身性的迴路。預先排除透過一種先在的失落構成主體，就像對同性戀的預先排除是異性戀主體的基礎。¶34 佛洛伊德將良心與自責視為憂鬱（未能悼念）的症狀，預先排除某些愛的型式顯示了為主體奠基的憂鬱。憂鬱並未被承認，因此成為力量感（sense of pouvoir）的界線。主體無法反思未悼念的失落，這種失落標誌了反身性的界線；這種失落被理解為預先排除，生成了主體並可能帶來主體的解體。¶35 先在於主體的失落使主體成為可能（和不可能），這就是黑格爾所謂「失落的失落」（the loss of the loss），它構成了主體不可或缺的不可理解性（unknowability）。憂鬱是一種依戀，它替代了不可能的依戀。
¶36 當對某種愛的預先排除成為一種存有的可能性條件時，這種失落不可能引起哀慟，因為這些失落沒有存在的權利。¶37 依據傅柯所謂的律化理念，某些愛成為可能，而某些形式的愛成為不可能。社會承認透過預先排除來運作，承認不對被禁制的慾望起作用，而是生產某些對象，並禁制某些對象。
¶38 依據克萊茵，愧疚不是一種將外在禁制內在化，而是保護所愛對象免於攻擊力（aggression），內疚是在攻擊力中延續一個對象：不僅使死亡的對象存活，也阻止存活的對象死亡。¶39 為了在攻擊力中保護對象，攻擊力總是伴隨愛，而這造成了愧疚的必然性。通過理想化，內疚保護所愛對象，也保護了愛與被愛的可能性；攻擊力被改變了方向，作為超我的自責起作用，內疚因此將愛做為一種預先排除的結果來延續。
¶40 克萊茵將攻擊力放置在憂鬱的問題中，它描繪了與失落之間的關係。¶41 愛總是有摧毀對象的威脅，而某些形式的愛必然導致對象失落，因為這些對象帶著毀滅的標誌，無法勝任愛的對象：對象被標誌為死亡，所以意味著失落。¶42 憂鬱聯繫於對社會性死亡的反應，已經死於愛滋的患者，垂死的同性戀、妓女、成癮者，對這些社會死者的攻擊力，維持自身的存在。憂鬱將論述建構為攻擊力的倒置：透過對死去他者的攻擊力，將他者標誌為死亡威脅。¶43 死亡風險與社會的不可踰越性（insurmountability）有相同邊界。存在是權力的結果，堅持存在就意味著領受權力。堅持存在的欲望需要服從它者的世界（他異性），而這個世界並不使於自身，這標誌社會中的原初異化。
¶44 主體被迫重複規範，而這種重複建立了一種風險區，因為如果主體無法復原規範，它的存在條件將受到威脅。¶45 對服從的分析包括：①主體如何在權力中被維持，②在主體的生產中，不可同化的剩餘＝標誌主體化界線的憂鬱，③能動性如何在主體重複性中反抗。¶46 分析主體形成需要懸置「我」，然而能動性的問題需要第一人稱試點。對服從的分析是雙重的：探索主體的可能性條件，以及與之相反的條件。¶47 主體的時間悖論（temporal paradox）：為了解釋主體的生成，必須失去主體的既有視點。主體的生成不是連續的事件，而是不穩定的重複，它因此而始終不能完成，在存在的邊界上搖擺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