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暢銷書「快思慢想」的作者，也是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卡那曼於今年三月壽終正寢。卡那曼與他的研究伙伴愛默思·特福斯基在一九七零年代經由一系列的論文開啟了研究「決策判斷錯誤」的先河。他們透過系統化的實驗與分析，將這種錯誤的根因分門別類，並提出降低判斷錯誤的解方，因此開創了「經濟決策並非完全理性」的行爲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也衍伸出醫學、法律、經營等領域的決策理論研究。難怪紐約時報書評對「快思慢想」這本書推崇備至，將其重要性和影響力與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和佛洛伊德的「夢的解析」相提並論、等量齊觀。
卡那曼和特福斯基的研究顯示人類判斷錯誤的根因有二種： 一種是一般人普遍都難避免的認知偏見(bias)，另一種則是因個人習性與環境因素而異的干擾雜訊(noise)。前者的表徵爲錯誤程度的平均值，後者則以錯誤程度的標準差呈現。
規避損失(loss aversion)的傾向是最常見的認知偏見。因為損失帶給人們的負面感受強度約為等量收益帶來之正面感受的二到二點五倍，所以，在同樣的成功率下，「成則贏100、敗則輸50」比「成則贏1000、敗則輸500」對一般人較有吸引力，雖然後者的期望收益大於前者。另一個常見的認知偏見源於敘述角度（framing）所造成的錯覺。譬如說，如果先描述某學者對社會運動如何積極熱心，然後再問這個學者比較可能只是個政治學教授還是信仰平權主義的政治學教授，則儘管前者的機率高於後者，多數人仍會猜後者。
干擾判斷的雜訊經常源於情境影響。譬如說，法官在當地球隊獲勝的隔日或剛飽餐一頓之後的下午所給出的判決經常比較寬容；外科醫生為了省麻煩較少在星期五執行或建議需要繁複步驟的治療方案。雜訊與判斷者的養成背景與過去經驗息息相關，譬如說，有些法官對某些犯罪類型如性侵特別反感，因此對該型案件的被告，在法庭攻防或量刑定罰時的裁決經常較爲嚴苛。
卡那曼畢生研究人類決策判斷偏離理性的現象與原因，然而他本人也未能避免犯下同樣的錯誤。「快思慢想」出版後，心理學界剛好爆發了研究成果無法重複的大規模危機。有學者因此仔細檢視這本書論述時所引用的原始資料，發現多個章節的量化證據相當牽強薄弱，整體數據品質約只達「C-的水準準，迫使卡那曼最後不得不公開坦承這些疏失為「無心的錯誤」。
雖然卡那曼與特福斯基的合作關係起先如膠似漆、天造地設，但到一九八零年代中期則逐漸破裂，終至完全停止。原因是特福斯基口才便給、鋒芒畢露，因此兩人研究成果的光環與外界的讚譽幾乎都歸於特福斯基。時間一久卡那曼終於再也無法壓抑心中的抑鬱和妒忌，毅然斬斷「如學術雙胞胎」似的合作關係。可惜特福斯基於1996年英年早逝，卡那曼在諾貝爾獎典禮上前嫌盡釋地感嘆「特福斯基如還活著，肯定與我一起領獎」，頗有「渡盡劫波兄弟在」之慨！
卡那曼一生醉心研究、著述甚勤。也許因為眾生閱遍、人情勘透，他晚年大力提倡與對手合作研究(adversarial collaboration)的方法論，意思是對同一研究課題意見相左的不同團隊不該只作你錯我對的浮面辯論，而是應攜手合作，深入理解、探討與比對各自的觀點，以期完整解答目標課題。卡那曼一生追求決策判斷的精準理性，最後參透出化敵為友的感性憬悟，一代宗師世事洞明的通達與圓融，展露無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