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警告響起太多次，人們不再恐懼，而是麻木；而當謊言摻入其中，人們不再信任，而是絕望。
最初的十字軍號召，是炙熱的。第一次東征時，從貴族到農民，無不視「奪回聖地」為神的旨意。那是一種超越功利的瘋狂：死亡不再令人畏懼，而是偉大而神聖的奉獻。
更重要的是，伊斯蘭諸王國當時深陷內鬥，十字軍得以藉此取得空前勝利。這場不可思議的成功，被人們視為神蹟。信徒們再次瘋狂且癡迷地愛上基督，深深相信自己就是上帝所愛。
然而，第二次東征的失敗卻宛如一場災難。1147 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康拉德三世與法王路易七世親自領軍，結果軍隊在安納托利亞遭遇慘敗，歐洲諸強竟潰不成軍。倖存者狼狽而返，國王親征卻毫無戰果。對群眾而言，這不是一次單純的挫折，而是信仰的重擊。若這真是神的戰爭，為何神容許祂的子民蒙受如此羞辱？
第三次東征雖然召集了最耀眼的領袖，理查獅心王、腓力二世、腓特烈一世，卻仍然無法奪回耶路撒冷。理查雖在戰場上屢屢取勝，戰功赫赫，但最終只能與薩拉丁達成協議：基督徒朝聖者可進入聖城，但聖地依舊掌握在伊斯蘭之手。這樣的結果，對期待奇蹟的人們而言，等同於幻滅。曾經神聖的號召，竟連這樣的傳奇英雄都無能為力。當希望落空，失望便更加沉重。
人們逐漸明白，所謂的「聖地危急」已不再是一次性的危機，而是一種反覆上演的口號。恐懼若被過度使用，終將失去力量。狼來了，卻一次次沒有真的撕裂羊群，於是信徒們便再也不願奔赴。
然而，這並非單純的「狼來了」悲劇。更深的原因在於謊言。
國王將十字軍當作權力舞台，教宗以聖戰來鞏固威望，威尼斯共和國則操弄遠征，換取貿易壟斷。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第四次東征。1202 年，原本的目標是聖地，最後卻在威尼斯總督的操弄下，轉而攻陷基督徒的君士坦丁堡。這場戰役不僅沒有解救東方的基督徒，反而掠奪並摧毀了拜占庭，讓基督教世界徹底分裂。對群眾而言，這無疑是赤裸裸的背叛。
聖戰的口號依舊響亮，但人們心知肚明，這些血與金錢，流向的不是上帝，而是權貴的算盤。當謊言被揭穿，冷漠便從心理的麻痺，轉為心靈的背叛。
因此，後期一次次的號召顯得蒼白可笑。人們或許仍對東方的基督徒同伴心懷擔憂，但他們也越來越清楚，那些遠方的國度終究無力守住，宿命就是滅亡。這種冷漠並非沒有同情，而是一種深沉的絕望。
1212 年的「兒童十字軍」更像是一則荒謬的寓言。所謂「兒童」，並非單指年齡，而是象徵一群脆弱、天真、無力的人。他們懷著一種無知的浪漫：既然國王與騎士都失敗了，也許只有無辜的靈魂能打動上帝。這種病態的希望，最終卻換來饑餓、奴役與死亡。這場運動成為一面鏡子，映照出人們的幻覺：上帝已不再護佑這場東征，甚至不再庇佑這群信仰早已變質的信徒。
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乃至第七次東征的接連潰敗，更深深加強了這種「上帝拋棄」的感覺。路易九世兩度親征，最終被俘，法國王者的榮耀化作恥辱。對中世紀的人而言，這不僅是軍事失敗，而是神學上的災變。因為如果「神的軍隊」都一再蒙羞，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基督徒已失去了神的恩典？
於是，一種末世感悄然升起。許多人開始懷疑，這是否正是《啟示錄》所預言的審判徵兆。當聖戰不再帶來救贖，而是揭示神的沉默，人心便籠罩在審判日的陰影之下。
東征從最初的狂熱，最終走到冷漠與幻滅。麻痺，使人不再行動；謊言，使人失去信任；而一次次的失敗，則讓整個文明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已被神遺棄。
或許，十字軍的歷史提醒我們，最可怕的不是狼不再來，而是人們終於發現，狼只是被拿來利用的故事。
而這頭狼，最終不僅奪走一切，同時也毀了那百年璀璨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