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的審判：歷史的聚光燈
1961年，二戰結束已過去16年。世界仍在努力理解納粹暴行的規模與本質。就在此時，摩薩德（Mossad，全名是「以色列情報與特殊任務局」，是以色列的國家情報機構）在阿根廷秘密逮捕了納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並將他帶到以色列受審。這是以色列首次以「反人類罪」審判一名納粹戰犯。
整個審判被電視轉播到全世界，猶太人社群、戰後德國，以及冷戰中的西方國家都在關注。對許多人而言，艾希曼代表的是納粹恐怖的化身——一個應該長著魔鬼臉孔的怪物。
然而，當法庭鏡頭聚焦在被告席上，人們卻看到了一個氣質平庸、語氣謹慎的中年男子。他安靜地整理文件，聲稱自己「只是奉命行事」。
阿倫特的觀察：惡的平庸性
坐在旁聽席上的，有一位身份特殊的記者——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她是逃離德國的猶太裔政治思想家，研究極權主義多年。此時，她以《紐約客》特派記者的身份前來旁聽審判。
阿倫特震驚地發現：艾希曼既非殘忍的狂人，也非冷血的天才，而是一個缺乏思考的人。
他並沒有深仇大恨，只是機械地處理「猶太人運輸」的文書，像物流專員一樣安排火車班次。他不斷辯稱：「我只是照命令行事。」在他眼中，這不是屠殺，而是「工作」。
於是，阿倫特在後來的報導與著作中提出震撼性的概念—「惡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邪惡不總是張牙舞爪，而可能隱藏在日常、制度化的服從中。
她指出，邪惡不總是源於扭曲的意圖或瘋狂的心靈，而是可能來自一種空洞的「無思狀態」：當人放棄道德判斷，單純服從體制，邪惡便能以平凡的方式運行。
當時的爭議：猶太社群的反彈
阿倫特的觀點在1960年代引發巨大爭議。許多猶太團體批評她似乎淡化了艾希曼的罪責，甚至有人指控她缺乏對受害者的同理。她也因質疑以色列檢方的政治操作（例如用審判來鞏固國族記憶）而遭受抨擊。
然而，隨著時間過去，她的觀察逐漸被認為是一種更深刻的提醒：邪惡不僅存在於少數「惡魔」，而是可能隱藏在任何「不思考的普通人」之中。
神學的視角：罪、心靈與自由意志
聖經指出，罪的核心不只是行為本身，而是心靈的墮落與麻木：
- 羅馬書 1:21：「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 以弗所書 4:18：「心地昏昧，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
艾希曼的「盲目服從」正是心靈昏暗的典型案例。他拒絕思考，不承擔道德責任，將自己交給制度，成為邪惡的工具。這與基督教神學對罪的理解不謀而合：罪常常是「不作選擇的選擇」，當人放棄良知與責任，即便沒有仇恨，也可能造成毀滅性的後果。
- 雅各書 4:17：「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就在他身上為罪了。」
- 羅馬書 6:16：「你們獻上自己作奴僕，順從誰，就作誰的奴僕。」
從神學角度看，艾希曼的平庸邪惡，其實是自由意志的墮落運作：選擇不思考、放棄判斷，就是把自己交給罪。
結構性的邪惡：個體、制度與屬靈爭戰
阿倫特指出，極權不是依靠少數「惡魔」，而是整個官僚體系的合作。千百個平凡人，不假思索地執行命令，使邪惡成為日常運作。
聖經同樣揭示這種結構性的邪惡：
- 以弗所書 6:12：「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神學提醒我們，邪惡不僅存在於個人選擇，也存在於制度、文化與權勢的安排中。當制度鼓勵沉默、服從或不思考，個體就可能被「合法化」地同謀。
當代的警鐘：惡的平庸性如何再現？
今天，邪惡未必以納粹的形式出現，但「惡的平庸性」仍在社會中回響：
- 網路霸凌：轉發一句傷人的話，只因「大家都在做」。
- 職場沉默：明知不義，卻為了升遷或生存而保持沉默。
- 盲目服從權威：體制內習慣「按章辦事」，而不質疑是非。
這些情況看似微不足道，卻可能累積成結構性的傷害，正如阿倫特警示，邪惡並不總是戲劇性的暴行，它常以平凡的面貌悄悄蔓延。
基督徒的呼召：警醒、思考、承擔
聖經呼召信徒，要在每個時刻保持清醒與分辨：
- 羅馬書 12:2：「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 馬太福音 24:42：「所以你們要警醒。」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選擇順服神、承擔痛苦，而非逃避責任。這與艾希曼的盲目服從形成鮮明對比：
- 艾希曼：無思 → 卸責 → 成為邪惡齒輪
- 耶穌：深思 → 承擔 → 成為救贖器皿
基督徒被呼召在面對制度壓力、群體壓力或道德兩難時，仍保持思考、判斷與選擇，防止「平庸邪惡」在生活中重演。
阿倫特的洞見提醒我們：邪惡可能平凡，但後果極端。
聖經則告訴我們：心靈麻木、放棄判斷，就是罪。
當我們在日常中面對沉默、服從或不思考的誘惑時，停下來問自己：
👉 我，是不是正在成為那個「平庸的齒輪」？
👉 下一次，你在群體裡選擇沉默、在制度中選擇順從時，不妨停下來問自己：我，是不是正在成為那個「平庸的齒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