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薩」戰爭帶來了深刻的道德倫理、政治和學術影響，這些影響遠超衝突本身，並揭示了國際秩序、人道主義原則和知識界內部的嚴重裂痕。
一、 危機背景與種族滅絕的判定
這場衝突始於 2023 年 10 月 7 日「哈瑪斯」突擊隊對以色列社會發動的前所未有的襲擊，造成約 1,200 人死亡，並有 140 名人質被帶往加薩。以色列隨後的報復行動「鐵劍」戰爭，被認為是大規模且不成比例的，目標更像是針對「巴勒斯坦」人民而非「哈瑪斯」。數月來，數千噸炸彈傾瀉在加薩這條狹窄的地帶上，造成了巨大的災難。那些倖免於炸彈的人，則死於飢餓、寒冷、乾渴、疾病或被狙擊手射殺。面對這場破壞性的狂暴行為，「南非」於 2023 年 12 月底向「國際法院（CIJ）」提告以色列違反《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國際法院於 2024 年 1 月 26 日的回應是積極的，承認「種族滅絕」這一最嚴重罪行的合理性甚至緊迫性，並命令以色列停止大規模犯罪，並停止阻礙向居民運送人道援助。然而，以色列對國際最高司法機構的裁決置之不理，隨後加劇了轟炸，並將運送的人道援助減少了二到三倍。
以色列空襲後的加薩城市
二、 人道主義災難與非人化戰爭
針對兒童與「醫療」系統的戰爭
大規模殺戮導致數以萬計的人死亡，其中 70% 是婦女和兒童。這場衝突被形容為針對兒童的戰爭，甚至有人將加薩描述為「兒童公墓」。數以萬計的人被埋在廢墟下，數萬傷者因以色列實施的無情封鎖而幾乎無法獲得治療。有17,000 名兒童失去了父母，孤身一人四處遊蕩。
醫生和人道工作者（包括 MSF無國界醫生組織、MDM世界醫生組織，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發出警告，指出加薩人民處於持續的「恐怖」之中，遭受多重創傷。法國人道醫生拉斐爾·皮蒂（Raphaël Pitti）報告了「世界末日」般的情景，醫療團隊在地上進行手術，如同「殭屍」電影一般，他們不再尋求修復，而是在缺乏麻醉藥的情況下直接「截肢」。他指出，加薩的醫療系統幾近「零」，且所有醫院院長都遭到了以色列軍方的酷刑。他得出結論：「我們正處於一場種族滅絕之中，這是一種旨在消滅人口、將其推向極度不穩定狀態、並消除醫院設施的意圖」。
以色列軍隊系統性地摧毀了拯救加薩人民生命的基礎設施，特別是「醫院」。許多醫院（如納賽爾醫院、阿爾希法醫院）遭到襲擊，導致加薩目前沒有一家醫院處於運作狀態。這與敘利亞內戰根本無法相比，在敘利亞，醫院仍正常運轉。而加薩的情況並非如此，以色列軍隊襲擊了那裡的醫療設施、護理人員和病人。
爆炸後的Al-Ahli Arab醫院
「飢餓」作為武器與記憶的抹除
以色列採取與「國際法院」命令完全相反的行動，大幅減少人道援助，造成大規模飢荒。聯合國食物權問題特別報告員邁克爾·法赫里（Michael Fakhri）表示，聯合國「從未見過一個平民人口像加薩一樣如此迅速而徹底地遭受飢餓」，並稱這已是種族滅絕情況。
以色列阻止運往加薩的物資清單，包括麻醉劑、氧氣瓶、水過濾系統、癌症藥物等維生必需品，清楚地展示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ou）政府的目標：「盡可能多地殺死巴勒斯坦人，或讓他們在非人道的條件下生存」。援助物資的運送受到極端主義和公開種族主義組織（如 Tsav 9）的阻撓。在 2 月 29 日，以色列軍隊甚至射殺了數百名飢餓的巴勒斯坦人，當時他們正聚集領取食物援助，被稱為「麵粉大屠殺」。
此外，以色列對「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提出毫無根據的指控，導致包括美國在內的十六個國家立即暫停了對這個至關重要機構的資助。UNRWA 的存在本身就提醒著「巴勒斯坦」人民數十年來的被剝奪歷史。
「種族滅絕」行動的另一種模式是抹除巴勒斯坦的「記憶」和遺產。超過 200 個文化和歷史遺址遭到破壞，包括清真寺、教堂和公墓。破壞公墓和挖掘屍體的行為，悲劇性地體現了徹底抹除一切（包括死者、生者和整個民族歷史）的意圖。
三、 殖民、全面戰爭與經濟利益
將「哈瑪斯」單純視為恐怖主義運動的分析框架，忽略了近一個世紀以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土地的掠奪，和試圖抹去巴勒斯坦人民的歷史。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領土的「殖民」是一個大規模現象，目前約有 50 萬殖民者居住在約旦河西岸，22 萬人居住在東耶路撒冷，與 320 萬巴勒斯坦人並存。這種定居殖民行為公然違反了《日內瓦第四公約》的規定。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ou）明確拒絕巴勒斯坦建國。事實上，內塔尼亞胡曾策略性地釋放「哈馬斯」領導人，並將哈馬斯視為阻止巴勒斯坦建國的「最佳盟友」。
針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全面戰爭」，並非僅僅是對哈瑪斯 10 月 7 日襲擊的回應，也不是報復。相反，這場戰爭為以色列極右翼政府（該國歷史上最極端的政府）提供了實現其抹去「巴勒斯坦」及其人民計劃的機會。早在 2023 年 9 月，內塔尼亞胡在聯合國大會上展示的「新中東」地圖中，「巴勒斯坦」領土就被簡單地抹去。經濟利益也扮演重要角色：計劃包括大規模開發天然氣資源、開鑿本古里安運河，以及連接杜拜和海法港口的交通項目，這些都暗示著需要「清空」加薩地帶的人口。
拉法(Rafah)襲擊後的鳥瞰圖
四、 傲慢、有罪不罰與殖民心態
殖民的運作會導致「殖民者」自身的「去文明化」，使他們沉溺於暴力、種族仇恨和道德相對主義。
以色列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Yoav Gallant）於 2023 年 10 月 13 日將巴勒斯坦人稱為「人類動物」。內塔尼亞胡引用了一封給以色列國防軍的公開信，提及「記住亞瑪力人所做的一切」，引用聖經中要求殲滅以色列世仇「亞瑪力人」的典故，呼籲殲滅敵人。這些言論使「巴勒斯坦」人遭受的待遇合法化，並鼓勵了殖民。
這場戰爭令人震驚的一個方面，是以色列士兵將自己的罪行通過社交媒體傳播。例如，Telegram頻道、TikTok或Instagram發布了極度暴力的影片，包括肢體殘缺的屍體、即決處決和酷刑場景。這些文件構成「戰爭罪」和「種族滅絕」罪的確鑿證據，並體現了犯罪者完全「有罪不罰」的感覺。
五、 國際法的挑戰與全球兩極分化
儘管「國際法」是解決衝突的唯一指南針，但以色列持續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正在受到挑戰。
全球秩序的「逆轉」
「南非」向國際法院提訴的舉動，正如記者艾德維·普萊內爾（Edwy Plenel）所言，標誌著「世界的逆轉」。這意味著「全球南方體現了某種法律秩序」，而「西方」國家似乎已將法律秩序遺棄在加薩的廢墟上。支持巴勒斯坦的國家，從南非到愛爾蘭、巴西或尼加拉瓜，是基於基本團結原則和共同人性的理念。
「西方」政府的雙重標準
法國政府雖然在一份提交給國際法院的備忘錄中，譴責了以色列「持續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但卻不願停止「武器」運送，更遑論實施「制裁」以迫使停止敵對行動。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敦促法國總統停止向以色列供應武器，以履行預防種族滅絕的義務。國際法院於 2024 年 1 月 26 日裁定「種族滅絕」風險具有合理性，使得對以色列實施武器禁運更加緊迫。
中東問題專家彼得·哈林（Peter Harling）指出，「西方」政府似乎接受了極端形式的暴力，這暗示著他們認為「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穆斯林的生命價值，遠低於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類」。
六、 社會與學術界的動盪
媒體與「猶太人大屠殺」記憶的工具化
加薩事件的即時全球化在所有社會中引起反響，分裂和分化了公民及其組織。這場戰爭是新資訊通訊技術產生最壞影響的驚人例證，尤其是人工智慧的力量。以色列媒體精心策劃，在西方世界大量散播偽造和假資訊，利用「大屠殺」記憶來進行工具化。也暴露了歐洲社會對另一個民族——巴勒斯坦人民的否認，這種反應在歐洲國家中是相似的。許多人批評西方媒體在處理「巴勒斯坦」和「烏克蘭」衝突時採取「雙重標準」。然而在巴勒斯坦造成的「每天無辜平民死亡人數」卻是烏克蘭的「50倍」。
「學術」層面的重大影響
這場戰爭對「社會科學界」和「學術自由」領域造成了深刻的衝擊：
1. 知識分子的動員與衝擊
對於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等）來說，這次襲擊產生了旋渦效應，引發了情感、倫理和知識上的動員。
許多知識分子被召集起來，思考人類社會在面對「世界野蠻化」時，如何堅持倫理和正義的原則。社會科學研究者呼籲，要求利用一切可用手段（包括抵制、示威、政治干預）來終止「有罪不罰」現象。
2. 學術自由與審查制度
在「法國」的大學和高等教育機構內，圍繞「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議題出現了激烈的衝突。法國大學領導層以安全為藉口，禁止演講者發言，並壓制學術辯論。例如，哲學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演講曾兩度被取消。
即使是著名的以色列歷史學家伊蘭·帕佩（Ilan Pappé），也難以在法國大學發言；其著作《巴勒斯坦的種族清洗》在銷量激增後，被出版商停止商業化。
3. 以色列大學與國家安全體系的聯繫
對於是否應抵制「以色列學術機構」的爭論，讓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以色列大學與國家安全體系之間的密切聯繫。
必須提出質疑：這些以色列大學如何建構知識，以將「種族隔離」政權合理化和合法化。
在以色列，學術鎮壓不僅針對巴勒斯坦學生，也針對「左翼」猶太裔以色列學者，他們面臨被監視甚至被大學驅逐的情況。
參考書目： L’équipe rédactionnelle du Journal des Anthropologues, “Face à l’anéantissement de Gaza”. Journal des anthropologues, 176-177 | 2024, 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