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時間：2025年8月2日｜訪談地點：文學台灣基金會會議室｜撰稿人：謝欣珈
高雄文學館／攝
南部文友們的聚集
鄭醫師與葉老因創辦《文學界》雜誌而相熟，但在此之前他就知道葉老：「他發表文學評論，以前鄉土文學論戰時，我們就知道他的名字。我的個性不會說，不像有些年輕人很冒昧會去拜訪，我比較內向，也怕打擾人家。」倒是許振江、莊金國與葉老相識較早，常常去左營葉老家找他聊天。」當時朱沉冬辦《高青文粹》鼓勵高雄市的高中生寫作，許振江等人因此慢慢愛上文學，大家就這樣混熟了，一個拉一個，漸漸形成一個群體。除了他們，還有彭瑞金、曾貴海、蔡信德、蔡文章、熱海別館的老闆施明元、精神科醫師鄭泰安。
鄭烱明醫師回憶，當時他們常常碰面，關心台灣的文學的未來，有次風聞《台灣文藝》可能要被查禁，「美麗島事件過後局勢比較緊張、對立，一方面要求民主，與保守派就有一些紛爭，對文化的箝制就比較緊。」但許振江、彭瑞金覺得像《台灣文藝》這樣的有必要延續下去，而萌發創辦《文學界》雜誌的想法：「要辦一本南台灣的文學雜誌，大家有這樣的默契。」尤其美麗島事件後，大家更覺得要站在一起，把立場相同的盟友們都找來，開始在鄭醫師青年路的住所聚會。
在高雄另闢新的筆耕園地
《文學界》討論得差不多的時候，得知《台灣文藝》最終只被禁了一期，「但我們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還是創刊了，「你有沒有覺得為什麼雜誌編號是用第幾集？因為我們擔心要是出得不順，還可以當成『書』，擺在書店比較不會過期。」
1982年2月，《文學界》在華王飯店舉辦創刊記者會，雜誌沒有發刊詞，倒是鄭醫師寫了一段雜誌的理念放在封底：「⋯⋯處於時局多變的八十年代的台灣文壇，要如何才能確切地捕捉屬於這塊土地的靈魂的悸動，記錄它的子民的喜怒哀樂，應是每位從事文學創作者所面臨的迫切的課題，亦即努力以赴的目標，不管是以詩、散文、小說或戲劇的形式。為此，我們推出了『文學界集刊』⋯⋯。」制定好每集一個專題，一期詩、一期小說或散文，葉老說：「烱明，第一集就做你的好了。」還收錄1981年10月11日葉石濤與陳千武〈剖視鄭烱明的詩世界〉紀錄：「葉老說『鄭烱明的詩基本上是台灣知識分子內心的反省』，他們的評論常是一針見血，一句話就給你定了，要稱讚你的、要批評你的，一句話就直指中心。」座談會的內容，都是由許振江整理成逐字稿，我再修飾，辦雜誌沒有經費，大家都是做義工。
創刊號有一篇重量級的文章，是葉老寫的〈台灣小說的遠景〉：「⋯⋯那麼台灣小說今後應該走上怎樣的一條路呢？一條途徑呢？我以為台灣的小說應該是整合傳統的、本土的、外來的各種文學文化價值系統，發展互以自主性（Originality）的小說。台灣文學是居住在台灣島上的中國人建立的文學，雖然同屬於中國人創造的文學，但台灣海峽兩篇的中國人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思考型態都有顯著的不同。」鄭醫師分享，「這篇是類似卷頭言的概念，我們請葉老寫我們抱持的是什麼樣的心態？為什麼要創辦這本雜誌。」文章甫出刊即造成轟動，但發行量少，很多北部人想看都看不到，一時洛陽紙貴。
從文學雜誌衍伸的友誼交流
而在鄭醫師的住所從青年路搬到武慶二路後，《文學界》的編輯會議都在他家舉行，葉老每次都會參與，討論要用什麼文章。會議上葉老評論都講重點，簡單扼要，有次對於一篇小說，葉老認為有點實驗性，可以接受；另一位編輯委員卻覺得不好，「兩個人僵持不下，最後我們還是有用啦。」與葉老更熟一點，有些聚會葉老會直接說：「我們去烱明那裡比較方便。」畢竟找地方還要花錢，而且熟悉的地方比較放得開。甚至研究台灣文學的學者、文友來拜訪葉老，晚上沒地方住，葉老還會「轉接」到鄭醫師家。二、三十年前有一次黃春明和陳映真南下找葉老談文壇中南、北分裂的議題，「他們來我不知道，接到葉老打電話跟我說『他們兩個現在在我這裡耶，今天晚上要住哪裡？』那時候沒有去住飯店的習慣，我家二樓書房可以睡兩個人，看好不好？『好啦好啦！擠一下好了啦！』我們就約在以前大統百貨公司前面，再接來我家。」
高雄文學館／攝
《文學界》是真正可以代表台灣人的文學雜誌，刊登了葉老的評論之後，大家開始鼓勵他為台灣文學留下更完整的紀錄：「如果沒有《文學界》就沒有葉老的《台灣文學史綱》。」他準備要寫了，龍瑛宗主編的戰後初期中華日報文藝欄作家用日文寫的文章，怎麼找都找不到，葉老說「沒有那段時期的資料，我要怎麼寫文學史？我不能跳過去啊，會被人家笑。」後來透過林瑞明教授的幫忙，幸運地在圖書館的地下室找到了！紙張都變得很脆，一不小心就會破掉，「我請林瑞明教授趕快想辦法影印給葉老。」於是他就動筆了。《台灣文學史綱》後半的年表是由林瑞明製作，經果大家積極的協助，葉老把找到的資料翻譯後先刊在《文學界》整理，《文學界》停刊之後，葉老便專心地將《台灣文學史綱》完成。
「《台灣文學史綱》出版後，我常常開玩笑說，我們出版這麼多雜誌跟書都虧本，只有這本賺錢。」變成大專院校研究台灣文學唯一的參考書，每隔一、兩年都會再版一次，葉老持續收到版稅很高興，解決一些生活的難題。鄭醫師說葉老當時的生活困境是沒為錢煩惱過的人無法體會的，「為了賺錢他什麼書都翻譯，偵探小說、裁縫書、財經書，有時候同一篇文章放在不同的書裡面也有。」他記得曾帶德國漢學家馬漢茂教授到葉老家拜訪，「葉老的住處非常簡陋，但他竟然能在這樣的環境下寫出《台灣文學史綱》。」藏書量也不多，「所以我們都說很佩服葉老的腦子，現代人用電腦打一打就有很多資料出來，但葉老也沒有去圖書館，怎麼能記得這麼清楚？」
葉老給鄭醫師最大的影響，是「台灣文學史的主體性論述」。他觀察葉老書寫台灣文學，在鄉土文學論戰時還會用「三民主義的文學」來包裝、掩蓋，偷渡「台灣文學」的主張；後來隨著時代變化，他越來越坦白地把他內心的想法寫出來。「因為他曾受過傷，要走出來不是那麼簡單的事。你一個人最拿手的思想、意識性就是語言，變出你的文學語言，要經過最少十年的訓練。他敢這樣出來完成《台灣文學史綱》，這是他對台灣文學的堅持與實踐。」
鄭醫師憶起，在《台灣文學史綱》即將付梓前，他曾與彭瑞金一起去說服葉老，說時代已逐漸民主開放，用字遣詞不必再包裝。但葉老聽了，說：「啊，我不要再進去了啦！」聽到後，鄭醫師覺得心裡很難過，這讓他知道，葉老心中那個陰影還在，表面上看不出來只是不敢去想，但是某個瞬間被刺激到時，就會浮出來。
高雄文學館／攝
鄭醫師思念葉老、思念他的親切。他說葉老厚禮數，過年過節都會帶東西去給鄭醫師，從左營搭公車到火車站，再轉另一班公車，一趟至少一小時，「有次他對我說：『烱明啊，你怎麼住那麼遠！』來也沒有習慣先打電話，有一次我不在，等太久他就把禮物記在隔壁的輪胎行回去了，我很不好意思。」葉老的個性愛自嘲，帶著黑色幽默，不愛麻煩人。但葉老沒有交通工具，出門不便，文友們也都很樂意協助接送他，比如說，葉老得行政院文化獎時，就是鄭醫師帶葉老和陳月得師母一起北上領獎。
鄭醫師還分享了一件小趣聞：葉老曾說他是抄《紅樓夢》來練習用中文寫作，因此小說裡偶爾出現裡面的詞語，「講一個比較粗的，《葫蘆巷春夢》裡寫到男性生殖器他用『那話兒』，我那時看覺得很刺眼（chhì-chha̍k），便跟他說『這句很北京味，改成『男根』中性又有日本味怎麼樣？好不好？』他就笑一笑，然後一定是那一句『啊好啦，隨便你啦。』令人熟悉的『葉氏幽默』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