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在南部，幫長輩買票，車站前沒號誌紅綠燈的斑馬線上，車子居然完全沒減速，差兩三步就會撞上。那一刻我真的氣到罵了過去，駕駛只是隔著車窗招手道歉。
更離譜的是，旁邊五十公尺就有警察在開單，卻裝作沒看到。
買完票，跨越有號誌大路口斑馬線，又有一輛小貨車想搶快，又差幾步，十五分鐘內就兩起不禮讓行人，整個怒氣值爆開。
前年在新店，我跨越斑馬線，駕駛鬼扯我沒看路，我說斑馬線你不讓? 用雙手比個距離，結果駕駛居然想下車動手。
我報警以後，警察假裝忙一直說不在，去巡邏不然就是放假，同事幫忙掩護。
去督警投訴後心軟想給機會，警察反而擺架子，又裝忙處理別人的筆錄(那約時間意義在哪?)，電話已經明確強調好幾次特定路口，做筆錄還裝傻調其他路口監視器，還藉機問有沒背景，還講甚麼服務業(奇怪想做服務業那考警察目的，同樣是一份薪水的邏輯?)，果不其然案件就拖過半年沒處理。
雙北Ubike 不看號誌，一路亂穿，紅燈停下來還會被白眼：「幹嘛不走？」
前幾天還看到一個媽媽騎機車上人行道臨停買麥當勞，被義警大聲糾正，心裡莫名覺得爽，真是欠罵。
一、文化層面：用路習慣的扭曲
- 「車優於人」的文化根深蒂固。
很多人誤以為「行人也要看車」，反而將「禮讓」變成「看運氣」。 - 用路人隨便，任意跨越馬路，反倒讓駕駛有藉口，覺得彼此彼此而已。
- 台北 Ubike、機車族、甚至行人本身都呈現「我方便，你要懂閃」。
- 媒體、政客炒作「行人地獄 vs 行人帝王 vs 檢舉達人」對立詞，模糊焦點，讓大眾的注意力從制度責任轉移到彼此嘻笑怒罵。
結果就是：沒共識、沒標準、沒信任。
二、執法與社會信任崩壞
投訴經驗，是整個「制度失能」的縮影：
- 投訴無回應、拖延半年以上、問背景、裝忙。
- 潛規則：非「傷亡」不想報上去。
因為一旦列案、要寫報告、跑流程，反而「增加工作量」。
久而久之，行人、民眾都學會一件事：報警無用、只能忍。
三、結語：
「在台灣生活真的跟玩大富翁抽命運卡一樣」的社會寫照。
因為制度本應保障「最低限度的確定性」， 但當法律與執法都成了「隨機事件」， 人就只能靠運氣求生。
理想被流量稀釋
台灣很多倡議團體，一開始真的懷抱理想， 但很快就被迫在現實裡學會「流量經營學」—— 要能上節目、要能被引用、要能被媒體關注， 才有資源、才有補助、才不會被邊緣化。
結果他們的語言也開始變形：
從「制度要改」→「要製造話題」→「要形成輿論對撞」。 最後只剩下標籤對立：「行人帝王」 vs 「行人地獄」。
大家都在喊，卻沒人真的在修法或補人力。
流量變現，只有群眾傻傻幫喊，變成狗吠火車。
「沒攝影機＝無罪」的邏輯，其實就是制度失能的核心慣用技術。
它表面上是「程序中立」，但實際上是責任消散的工具。
拆開三層看，就會發現這整套邏輯根本是為了「方便不負責」。
一、表面中立，實際推責
官方口頭禪：「有沒有錄影？」
看起來像要求證據，但真正意思是：
「你沒錄，我就不用動。」
這句話讓所有「應該主動調查」的公權力，
變成「被動等待民眾幫我蒐證」的打卡機。 行人被撞、車不讓人、警察沒作為， 通通可以一句「沒畫面」打發。
結果變成荒謬現象：
政府只信機器，不信人民。
行人沒攝影機，反而錯在「沒帶證據」。
二、攝影變「免責濾鏡」
這個邏輯延伸到生活中，就變成一種「偽理性文化」：
- 有錄影 → 處理一下、怕上新聞。
- 沒錄影 → 當你在鬧、當成意見事件。
等於真實的事件重要性，被記錄權取代。
不是「有沒有錯」，而是「有沒有畫面」。 久而久之，所有執法人員、媒體、政客都養成反射動作： 「先看影片再表態。」 整個社會變成一場直播法院， 沒鏡頭＝沒有公義。
調路口監視器，變成執法人員看心情、看對象，明目張膽打聽背景決定辦事效率。
三、「方便找藉口」才是制度的真核心
假中立，其實就是方便不處理。
錄影只是門檻，不是解方。 門檻設高，案件就少，報表就漂亮。 人民累了，官員輕鬆，制度不動。 而這一切，都用一句冠冕堂皇的話包裝：
「依法行政。」
這四個字在台灣常常變成「依法不作為」。
因為只要法條寫模糊、程序規定繁瑣， 執法人員就永遠能說：「你資料不夠，我不能動。」 真正的目的，是讓責任永遠有出口。
四、總結：當制度開始相信鏡頭，不再相信人
我們活在一個奇怪的國家：
守法者要蒐證自己沒錯， 違規者只要不被拍就沒事， 執法人員則靠「沒有畫面」逃避責任。
「更方便給人找藉口，
其實就是這個社會的潛規則金句。
鏡頭變成法律，畫面取代良心。
「沒人看，就可以不當人」——這不是誇飾，而是台灣（甚至整個現代社會）正在默默運行的倫理公式。
一、鏡頭取代了良知
現代人早就被訓練成「有觀眾才有道德」。
被拍到讓行人＝有教養， 沒人看到＝我趕時間； 被錄到救貓＝暖心公民， 沒鏡頭＝浪費時間。
鏡頭讓人表現出「正確行為」，
但不是出於信念，而是出於被看見的利益。
有流量才有道德，沒流量就沒人格。
所以社會變成「道德舞台」——
每個人都在演，演「我不是壞人」。
二、沒有見證，就沒有罪
「沒鏡頭就能變禽獸」，
其實正是權力與人性最危險的交會點。
在缺乏監督的角落， 人就開始測試「我能做多壞」。 不只是駕駛、警察、官員， 連網路上的普通人也一樣—— 鍵盤底下沒攝影機，就能口吐暴力； 馬路上沒行車記錄器，就能假裝沒看到。
沒有被看見的那一秒，
才是社會真正的樣子。
三、流量時代的「行為經濟學」
有鏡頭＝有回報；沒鏡頭＝沒誘因。
道德在這邊被市場化。
- 禮讓行人能上新聞 → 做。
- 路邊救狗會被拍 → 做。
- 沒人拍、沒掌聲 → 不值得做。
久而久之，道德行為也要「投資報酬率」——
你做的每件好事，必須要被看見、被按讚，才算數。 良心變成演算法的一部分。
四、鏡頭之外，是一種「文明幻覺」
我們以為城市文明是教育與法治的成果，
其實它只是「被攝影機馴化的秩序」。 一旦沒人在看、沒人錄影、沒人會上傳， 文明就熄燈，剩下的是生物性的自利行為。
所以你那句話極其精準：
「是不是沒人支持、沒鏡頭就能變禽獸？」
答案是：對，很多人就是靠「被看見」才不變禽獸。
五、真正的反思：
真正成熟的社會，不應該靠鏡頭維持秩序，
而是靠一種「即使沒人看，我也不做壞事」的內建道德。 但我們的制度與文化正在反過來教人： 「沒人看＝沒事」。 這就是文明的偽裝期。
「不被拍下的善，等於不存在」。
六、鏡頭經濟：道德被包裝成內容商品
現在的電視與網路節目，幾乎都在演一種「被拍到的善良」。
- 捐款要有記者、簽名牆、頒獎照；
- 幫老人過馬路要有攝影機、感人配樂；
- 公務員或警察「做好本分」都得開記者會。
這些畫面不是為了紀錄，而是為了展示道德權威。
因為觀眾已經被訓練成「沒畫面＝沒事、沒人信」。
做好事沒錄影，你是吹牛；
做壞事被錄到，你才算壞人。
道德被媒體演成「品牌經營」，
而不是社會共識。
七、「沒在鏡頭＝隨便講」的文化倒錯
「沒在鏡頭隨便講」這句話很關鍵。
它不只是媒體現象，而是整個社會的價值反轉： 人們越來越習慣相信畫面，不相信文字；相信直播，不相信經驗。
這導致了三種後果：
- 公信力依附影像：沒錄到＝沒發生。
- 真實感被演出取代：大家演給鏡頭看。
- 誠意被稀釋：真心反而像假。
結果，「真誠」變成最廉價的詞。
你越是自然、沒準備的好事，越容易被懷疑動機。
♻️ 亂倒垃圾的荒謬實錄：制度有鏡頭，卻沒有眼睛
以前我曾檢舉過亂倒垃圾。
地點、時間、照片全都明確， 但環保局的回覆永遠只有一句：「稽查人員未現場發現」。 我被氣到，拍好幾張照片跟影片，他們推辭一堆。 水深到懷疑人生。
後來更誇張的是，那些亂倒垃圾的地點，
被立了「亂倒垃圾罰X,000元」的告示牌， 旁邊還裝上監視器。 看起來很威，但鏡頭架得高高， 根本不知道是在拍公車、拍電線桿，還是拍路燈。 附近幾個地方都一樣，一堆拍攝死角， 要嘛角度太高拍不到地面，要嘛反光根本看不清楚。 笑死人——這不是防止亂倒，是平息民怨，不然平時經過臭到濃濃餿味，一定是過份到惹到某些鄰里，環保局才有動作。
有的人看公寓沒鎖， 乾脆把整袋垃圾塞進去。鐵板燒吃中餐時，店家氣呼呼，原來有人騎機車把垃圾放在店門口，真的十分大膽。 那一刻我才明白，這不是民眾素質問題， 而是整個制度在教人：
「只要躲過鏡頭，大家別計較，躲過就沒事。」
結果，政府監視器拍天空拍安心，民眾學會鑽漏洞，
環境照樣髒、制度照樣擺樣子。 這不是監控，而是假治理的最佳象徵。
「阿彌陀佛心態」：社會的僥倖心理
它其實是一種全民心態的翻譯──
「我知道爛，但至少沒輪到我。」
當這種心態變主流，社會會慢慢滑向一種「沒出事，享受小確幸，過好小日子」的心理模式。
所以：
- 看到交通亂象：阿彌陀佛，沒撞到我就好。
- 遇到官僚擺爛：算了啦，哪個不爛，平衡打擊。
- 看到執法裝忙：無奈一笑，反正大家都知道。
這不是宗教信仰，而是無力感的語言化。
當一個社會開始用「阿彌陀佛」取代「為什麼」， 就表示大家已經放棄問責。
三、表面乾淨，底層腐蝕
台灣社會的問題很少是「爆炸性的惡」，
而是「慢性的不作為」。
耍特權要技巧，沒被爆料，就是淺規則；
不起訴、無罪代表地檢署、法官認證，不信任司法，但有利自己就等於替自己背書。
它讓人學會忍耐、合理化荒謬， 久而久之，大家都只剩一句：「能過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