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術」在文藝復興時期，徹底改變了「書籍」的生產和流通模式，使「印刷書籍」的擁有權從傳統的精英階層，擴展到法國社會的各個層面。
「印刷書籍」得以在法國社會廣泛普及，主要歸功於經濟因素、產品多樣化，以及「書籍」作為社會和宗教符號的新作用。
一、 經濟與產品「多樣化」帶來的可及性「印刷術」相較於「手抄本」，大大提升了書籍的「供應量」，並降低了單本「成本」，這對於擴大市場至關重要。
1. 市場擴大與「法語」書籍的普及
最初巴黎的印刷品，主要服務於大學周圍的學者和神職人員，提供學術性的「拉丁語」著作，這是一個有保障的市場。然而，「印刷」技術的高效性，促使書商尋找更廣泛的讀者市場。
「里昂」的商業創新：
里昂的書商更早地意識到商業潛力，率先採用「法語」出版書籍。這種策略避免了與歐洲其他主要印刷中心（如紐倫堡和威尼斯）的競爭，並接觸到比「拉丁語」讀者更廣泛的受眾。
巴黎的追趕：
雖然「巴黎」起初較慢，但後來也迅速跟進，並最終主導了法語書籍市場。在 1490 年代，巴黎的商業出版商決定與里昂競爭「法語」書籍，導致里昂在該市場的份額從 46% 降至 17%，而巴黎則飆升至 72%。
2. 書籍「尺寸」的改變與「成本」降低
書籍「開本」的變化對普及起到了關鍵作用。
in-octavo(八開本)格式的經濟優勢：
早期的書籍主要是大型的in-folio或in-quarto(四開本)格式。然而，書商很快轉向in-octavo(八開本)等更小的尺寸。這種選擇不僅使得書籍更方便攜帶，改變了閱讀習慣（例如，馬基雅維利會在鄉間散步時攜帶in-octavo格式的書籍以供消遣），更重要的是，它具有顯著的經濟效益：使用「小開本」可以減少紙張用量，從而節省超過50%的印刷「成本」。
二、 擁有者群體的廣泛性
隨著書籍變得更便宜、更容易獲得，其擁有者群體擴大到社會的各個階層。研究人員透過分析如死後「遺產清單」和書籍來源等資料，來評估書籍的普及程度。
1. 傳統精英與專業人士
主要群體：
神職人員、官員、律師和公證人，在書籍擁有者中佔據重要地位。教會成員，特別是其精英階層，是主要的書籍收藏者。
新增專業群體：
書籍擁有者還包括醫生、外科醫生和理髮師。
2. 商人與工匠階層
遺產清單研究，例如對亞眠（Amiens）的研究，顯示書籍已普及到商人和工匠階層。
非典型擁有者：
書籍所有權甚至滲透到與「學術」活動關係較少的職業中，例如一位國王火槍手在1548年擁有一本關於天體運動的數學家著作，以及一位馬具製造商擁有一本詩集。
3. 女性讀者與兒童
女性也開始在書籍中留下她們的印記，儘管在死後遺產清單中難以追蹤。案例：
在奧爾良（Orléans），有紀錄顯示書籍屬於一位女校長。「貴族」女性的藏書內容則更加多樣化，例如Françoise de Foix-Candale 擁有一本柏拉圖的《費多篇》以及一本密碼學著作。
4. 滲透至社會最底層
書籍的普及甚至超出了「識字率」的限制，深入到社會最貧困的階層。
農民與工人：
在 16 世紀末，律師Simon Marion在巴黎議會前指出，印刷品，特別是宗教書籍，很可能會落入社會的工匠、農民、婦女和兒童手中。例如，一份 1550 年的《時禱書（日課經）》被確認屬於數代農民家庭簽名擁有。
三、 「書籍」作為社會與宗教符號（圖騰）
「印刷品」擁有權的擴散，特別是在社會底層，並非完全基於「閱讀」需求，而是基於社會與宗教壓力。
社會與宗教的從眾壓力：
Simon Marion律師表示，社會和宗教的從眾壓力，促使人們購買書籍。以至於無數「不識字」的人也覺得擁有《時禱書》是必須的，否則會被視為不體面。
書籍作為圖騰：
書籍的擁有成為一種宗教和社會歸屬的象徵。對於許多人來說，他們並不在乎書的內容是什麼，只要能擁有這本書就好。這種只為炫耀「擁有」的現象，將書籍推向了「圖騰」物品的極致。
遺產清單中的「分類」：
在死後遺產清單中，清點員經常將「書籍」，特別是《時禱書》，與十字架等宗教物品一起列舉。這表明「書籍」無論是否被閱讀，都具有獨立的「宗教」作用。
「印刷書籍」在文藝復興時期法國社會的普及，是出版商透過採用in-octavo尺寸格式和「法語」來擴大市場的結果。使得書籍價格可負擔，並最終使書籍滲透到所有社會階層，甚至延伸到「文盲」，後者將擁有「書籍」視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與宗教身份標誌。
參考書目： Walsby, Malcolm. “Chapitre I. Production et possession.” Entre l’atelier et le lecteur.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