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米相剋：讀川野重任的《台灣米穀經濟論》

《台灣米穀經濟論》是研究臺灣日治時期經濟時必然會提到的一本書，但是真的談論本書論點的研究其實不多。今天我會從幾個角度去談這本書，包括了本書的出版過程、本書的主張、本書的特色及幾個重要議題，以前之於今日研究者的意義。

本書的出版史

本書作者是日本知名的農業經濟學者 — 川野重任。

當時川野還是東畑精一的助理，由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第二十一小委員會）援助，於1938年夏天來到臺灣考察，在總督府、米穀局等各界的幫助下，除了田野調查了臺灣當時的農業運作，也取得了為數不少的統記數據，本書即由這些資料整理而成，於1941年由知名的出版社「有斐閣」出版。

本書的中文譯本《日據時代》後來輾轉由川野重任在東大的學生林英彥翻譯（林英彥老師後來任教於政大地政系，是俗稱政大地政系「老師的老師的老師」），並由周憲文主導的臺灣經濟研究室出版，當時認為有兩本研究日治經濟不得不讀的書，第一本是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第二本是便川野的《台灣米穀經濟論》。

值得注意的是，我在比對了原版跟譯本的主要段落後，發現林英彥老師翻譯的品質雖然很好，但中文版把原書陳列的重要法令跟參考文獻刪掉了，川野在參考文獻裡其實有講非常多東西，包括了當時的主要文獻，臺灣統計資料的結構，還有他對於這些文獻發展的評析，這些文字對於後續研究者的貢獻很大，被刪掉十分可惜。（註：中譯本的表160有譯錯，見下文。）

當時正值臺灣的「農業產業政策」大規模調整之際，本書在下筆時，便是站在「日本帝國的學者」究竟該如何思考臺灣米穀經濟政策的角度著手。今天大部份人會知道這本書，應該是讀了柯志明老師的《米糖相剋》，這本書雖然也以《米糖相剋》為題，但這本書實際上是以「米穀問題」為核心，糖終究是配角，米糖相剋的議題只在第四章成為主角，於是乎，當我們只用「米糖相剋」的角度去讀這本書時，會無法掌握到本書的主張。

本書的主張：米米相剋

川野認為，日本建設臺灣的一個重要考量，是因為當時日本正在經歷了相當強的農業轉工業的發展，人口快速增加，需要尋找穩定的「米穀產地」，因此臺灣的許多殖民政策，包含土地調查事業、輸出米檢查制度、在來米改良事業、官設埤圳，在臺灣提供了大量的公共財、技術改良、創設好的制度，日本推動臺灣的農業革命的誘因，便是要確保帝國糧食供應的無虞。

而臺灣的米作農業，先是經歷了本地的在來米改良，此時便已經開始大量出口到日本，而在在來米改良的基礎上（如調整品種成日本人喜歡的口味、推廣使用綠肥、化肥日漸普及），1920年代中期，臺灣農民開始轉作日本人特別愛吃的蓬萊米的稻作，則進入到了蓬萊米出口佔優的時代。

跟柯志明老師《米糖相剋》一書中所強調的不同，柯老師談「米糖相剋」，主要是談臺灣1920年代蓬萊米普及之後，蓬萊米產區跟蔗作區互相競爭資源，川野認為在1910–1926年期間的「在來米改良時期」，米糖兩種作物的衝突就已經出現了（日文原版，頁13/中譯版，頁7)，比方說1919年短暫實施於臺灣的「米穀輸出限制令」（中譯版頁97)。

而川野認為，1920年代中期蓬萊米普及之後，造成的巨大影響，則是筆者所說的「米米相剋」 — 日本米與臺灣米的相剋，原文提到：

即臺灣米作的發展，並不僅使臺灣內部的競爭產業相剋，而且越過遙遠的海洋，與日本米作形成尖銳的相剋關係…（中文譯本頁9)

即ち、臺灣に於ける米作の發展が、臺灣の內部競爭を產業相剋するに止らず、遙か海を越へて內地の米作と銳い相剋關係に置かれるまで…（日本版頁20)

川野於是推論道，這尖銳的「米米相剋」，才是理解在1940年代，為何日本帝國會高強度的管制臺灣的稻作。事實上不只是臺灣，朝鮮的增殖計劃在同一時期也被喊停。

既然提到朝鮮，川野在書中其實也有比較了臺灣跟朝鮮的農民，川野認為臺灣農民的「創業家性格」很強，朝鮮的地主常固守在舊的模式，「與科學世界無緣的貧弱米作上」，但是臺灣的農民卻非常勇於創新，政府只要低成本的行政指導跟輔導，臺灣的地主跟農民便願意投資新的東西，同樣的農業革命，日本在朝鮮以非經濟（軍事的、行政的、產業政策式的）的手段推動，但在臺灣，卻是因利導之，也純經濟的邏輯便能推動，只要具備經濟合理性，臺灣的農民便願意嘗試新技術（中文版頁15)。

川野在這邊引用的是其老師東畑精一的作品《日本農業の展開過程》。我們不曉得這究竟反應的是川野跟東畑對於不同殖民地的想像，又或是真的存在制度、文化的因素，使得日本在兩個殖民地走上了不同的手段 — 在朝鮮是大霹靂式的實施米穀增殖計劃，但在臺灣，在總督府的公共投資之外，許多卻是由臺灣人自己去推動的，比如設立商業銀行跟信合社。

總之，從這角度上，川野利用大量的數據去分析臺灣的米作農業。

利用統計數字求證是本書的特色

本書的一個特色，便是大量的統計資料，本書在正文總共有167個表、23個圖，數量可觀，這些表格整理自臺灣總督府的重要統計數字，以及當時的法令跟產業結構，在堅實的資料基礎上，本書深入分析了好幾個有關米穀經濟的議題。

整水、治水、灌溉

因為米作的經營者主要是臺灣本地規模多達數十萬的小地主、佃農跟自耕農，之於這些「零細農民」，總督府並沒有打算透過扶植少數日本企業，總督府利用了公共經費，透過水利合作社跟公共埤圳合作社，或是由總督府直營，投入了大量的經費來整治河川跟灌溉工程，利用《土木事業概要》跟《農業年報》，川野推亂出來，灌溉排水面積從1905年的200,246甲（佔臺灣耕地面積31%)，到了1937年，成長至526,712甲（佔臺灣耕地面積59.6％），也因為嘉南大圳等灌溉設施的誕生，高雄州跟臺南州經歷的水田面積最為劇烈。

品種改良、統一與集中

在日本農業技術介入下（如設立農事試驗所），臺灣本土的在來米編號、分類、管理，在科學的改良（趨向日本人喜歡的口味）與臺灣農民的篩選下，市場上慢慢趨向於其中的10種在米。

如果在來米經歷了是「如何把臺灣的米改得適合日本人的口味」，蓬萊米所經歷的則是「如何讓日本的米可以在臺灣種植」，起先試驗的品種都只有辦法在七星郡、基隆郡、淡水郡等臺北州一帶有辦法試植成功，因為北臺灣的氣候較接近日本，但隨著「臺中65號」的誕生，蓬萊米漸漸普及全台，川野利用《米穀要覽》計算了「臺中65號」的普及程度，從1929年佔所有蓬萊米種植面積的2%，到了1938年高居85.2%，成為極優勢的品種。

這種品種統一的過程，也跟出口和商品化有關，代表了米作流通的「標準化」，傳統碾米業是混合多種穀物後無差別地加工跟精白，但像蓬萊米是要經過更為嚴格、現代化意義的品質檢定的，從品種的統一，到品質的統一，臺灣米的國際市場的名聲因而打響了起來，這背後的參予者，除了農民跟總督府，中間的每一層環節都有介入，包括在地方收購稻米的土壟間、日人經營的出口商，甚至是佃農的地主，也積極補貼、負擔、鼓勵佃農選用特定的種子 — 也形成了一種出口經濟下較為和緩的地主-佃農關係。

肥料與投資

比方在談到肥料時，熟悉相關文獻的讀者，或許會知道，臺灣的蓬萊米是高度依賴肥料的，而川野整理的資料，也說明了這肥料的增加是從在來米改良時期便開始。

以統計數字而言，他利用《臺灣農業年報》整理出米作的肥料消費量變遷（表31到35)，用以說明臺灣農民大量的購買肥料，臺灣平均每甲地的購肥量甚至超過日本，導致當時的農經學者奧田彧甚至說了「日本農業是勞動密集的農業，臺灣農業是肥料密集的、或包含肥料在內的資本密集的農業」。

不過川野也提到，這跟臺灣的米作更為密集有關，臺灣的米作耕作率（即作物面積/耕地面績）高於日本，臺灣耕作率約159%，日本只138%，足足高了20%，如果考慮「每耕作面積」的話，臺灣每0.1甲「耕地」的投肥量是8.3圓（扣掉。蔗園地為7.74圓），而日本的話大概每0.1甲「耕地」大概是10.8圓。（中譯版頁44)。

利用磯永吉發表在《臺灣農事報》的數據（見表28)，川野進一步說明了，施肥對於蓬萊米的影響最為顯著，在來種就算沒有施肥，依然可以長得不錯，川野更利用了《主要農作物產物調查，水稻》去計算了兩種作物的每甲生產費的差異，平均一甲蓬萊米的生產費上，肥料投入會比在來米提高一倍，這些肥料主要透過去市場購入的，而非是農民自己生產（無論是豆餅、綠肥還是化肥）。

補貼政策

而在補貼政策上，米跟糖本質即為不同。之於糖，糖務局到1916年以前有大量補助肥用於蔗作，肥料補助費累積高達412萬圓，而川野在第四章談及糖時，則談及了糖業的壟斷性跟不效率性，直言糖能夠存在，主要是依賴高關稅（見表80)，以及各式各樣的補助。川野利用《臺灣之糖業》的補助資料來計算，從1900年到1935年累積起來，針對業者的糖業補助高達1200萬圓（見表79)，超過某些年度的總督府總歲入，再加上基礎建設等設施費，則高達2,900萬圓（頁86)。

但是米則不同。國家的經濟力量介入米作生產，主要是透過前述的灌業跟河川整治，河川整治費從1898~1937年累計約5,000萬圓、官設埤圳2,000圓、嘉南大圳補貼2,700萬圓，乍看之下極為驚人，但這些河川整治跟灌溉，是米作跟蔗作都可以享受到了。

究竟對於米作生產的補助金額，高達什麼程度？補助的金額在獎勵方面，1908年地方廳曾獎勵過綠肥，後來有派技術人員下鄉教導選種子、施肥技術，但推廣肥料主要並不是依靠政府的積極補助，而是依賴農民的經濟誘因。

川野並沒有特別計算米作改良的補貼金額，但是李力庸老師在《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倒是有提到，以「在來米改良補助」一項來看，一年大概是補助2萬5000圓（李力庸，頁104)，根據《熱產產業調查會調查書-米》的資料，對於育種場的經營補助（磯永吉便是主持臺中廳育種場），全台一年大概才1萬圓或2萬圓。對蓬萊米的原種田補貼金，從1926年到1936十年間，累計大概16萬圓（李力庸，頁135)，這些跟糖業補助比起來，極為「廉價」。

波動性

有在玩期貨或國際糧食價格的讀者，或許明白大宗商品最害怕的便是隨時間價格大幅起落的「波動性」問題，波動小，便是比較穩定的商品，這便是「安定性」的議題。因為糧食的價格時常是完全競爭價格，所以價格的起伏，時常反應的是產量的變化。

川野測量了臺灣、朝鮮、日本的農業產量隨時間的變化，發現臺灣的產量波動幅度最小。（技術細節上，川野文中用的術語「關係偏差」，關係偏差應該是指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相対標準偏差，見圖10)。

土壟間與出口商

臺灣稻作，在日治時期高度商品化，也就是說，農家種植米作，主要是為了賣掉賺錢。川野整理了各項農業資料後，計算出來，臺灣的米作高達73%是來去賣掉的(臺灣米總共有50%用於出口）（見表118）。

這買賣的過程，自然會跟上下游的流通有關，因此本書也花了不少的篇幅在談這稻米流通到日本的過程。

由農民或地主收成稻穀之後，稻穀或交由中間商、碾米業者或是農業倉庫，製成糙米，如果是國內消費，還會再經過一層精白的程序，才會變成可以吃的白米，如果是要出口到日本的話，則九成以上都是以糙米的形式交到了出口商手上，運到日本後再轉由進口商去處理加工的事情。

碾米業者又稱作土壟間，《臺灣米穀移出管理令參考資料》，全台有3,304間土壟間，當中有732間兼營米穀出口的運銷業務，這732間的土壟間會再把處理過的糙米交由出口商，平時土壟間也會「賣青買青」，在農民缺錢購買肥料或要繳地租時，先借給農民一筆錢，農民再之後支付實物。日本財閥控制了出口這一塊，1935年以來的出口商有26個，但四大輸出商控制了9成的出口量，這四間分別是三井、三菱、加騰、衫原（見表121）。

土壟間的重要角色是投機，國內的稻穀價格可以說是這些土壟間貿易均衡的結果，但是不少土壟間會有混米的現象，當時被臺灣媒體批評，這對維持出口到日本的米穀品質有所傷害。在這壓力之下，有參予出口的土壟間便結成了「米穀商同業合作市」，便開始標準化稻穀交易、改善乾燥、包裝等流程，當時總督府官方以農會體系設立的「農業倉庫」，意在取代土壟間，於是有了較多的改善。

「農業倉庫」系統起初只佔出口的一小部份，川野計算出來，1934年，出口商購買的米穀中，土壟間佔了93%，農業倉庫2.6%，剩下是從其他米市購入。到了1939年，農業倉庫提供的米，則佔了出口受檢貸數的22.9%。

至於出口的「米穀檢查」，則從1904年便開始實施，總督府會在輸出港口跟主要產米區實施揀查，區區稻米的品質跟「良率」，檢查所的官員會就「品質」、「乾燥」、「調製」、「重量」、「包裝」檢查這五項目，先行目測。就調製、重量、包裝這三項目，必要時則會要求農倉、合作社配合，加以抽樣。到了輸出裝船時，還會再抽樣檢查一遍。第一次檢查的效期只有30天，第二次檢查的效期只剩20天。審查標準極為嚴格，如果發現1.5公斤中混有兩粒石子，或乾燥未完全，便會當場評為不合格。檢查標準是全國統一的（日本國內的檢查各地不同）（頁143)。

日本與東京等大都市的消費者

在這樣的出口要求下，臺灣米的出口比例，從1900–1904年間的15%，到了1935–1938年間，已高達50%的米是出口，出口市場逐漸集中於日本（高達97%銷往日本，見表139)，輸出的以蓬萊米為主。

那日本有多依賴臺灣的米呢？以農林省米穀局《米穀摘要》計算出來，朝鮮米佔進口大概30%，臺灣米大概只有10–17%。但不代表臺灣米不重要，因為臺灣米高度集中在大都市，東京、神戶、大阪、名古屋、門司佔了臺灣米8成的出口，驚人的是，光是東京一地，就消化了了35%的臺灣米（表146)。臺灣的農村的米，成為了日本東京的重要食糧來源。

臺灣米成為日本米的強勁對手

最終，回到本書「米米相剋」的論點上，既然臺灣米在經歷了改良、嚴格檢查、出口的品質等等的堅持下，成為了日本東京大都市的新寵，這代表臺灣的農民，實際上也跟日本農村的農民在競爭。

這反應在蓬萊米價格逐漸追上日本米這一現象上。在1928年時，蓬萊米的價格只有日本米的7成，但到了1938年，蓬萊米的價格已高達日本米的88%，臺灣的蓬萊米，已被視作「準日本米」。（有趣的是，在臺灣本島，在來米的價格也正在追上蓬萊米。）日本米價格的也成為了蓬萊米的價格的依準，深川米跟基隆米價的相關係數，在1925年到1933年間，大約只有0.1–0.5，但到了1933–1938年，兩者相關係數高達0.79–0.88！（見表160，中譯版的表160的年份標錯，第二欄應該是1933–1938，誤植為1933–1934，日文原版並無此錯誤）。

米穀管制：當臺灣農民工資追上日本

最後，本書最終談了一下當時正在進行的米穀管制，最後戰時實施的版本跟川野當時正在談的有一段不小的落差，不過川野提到了一個重要現象，可以視為現代經濟學「要素均等化」定理的一個例證：如果兩國貿易的商品達到同一個均衡價格，則兩國投入該商品的生產要素（如勞力），也會趨向同個均衡。

上述提到，日本不斷培力臺灣的米業，臺灣的蓬萊米出口日本等大都市，同時，臺灣農民的工資也追上了日本，甚至超過了日本的農民（見表164），這問題也使得總督府認為要介入臺灣的米，來處理「價格騰貴」的問題。

讀到這裡，我們可以回想一下，日本追求發展臺灣的米，其實便是要確保帝國糧食供應的無虞，從總督府1930年代的反應，或許長期來說也預設了臺灣提供的是「便宜的米」可以降低東京的生活費，然而這些發展導致了臺灣的米追上了日本米的品質與價格，甚至臺灣農民的生產成本跟日本差不多，這或許是1930代年末期的總督府官員未嘗預料得到的。不過當時的反應，就是開始全面介入臺灣的輸出米，全部由總督府購買，至此，政府便與每一個農民建立了垂直的管制關係。

在日治末期的米穀管制，則被戰後來台的國民政府接收，則是另外一長串故事了，包含肥料換穀政策，以及李連春的角色等等。

對於現代研究的啟發

本書至少對現代研究者有三個啟發。

第一，這本書提供了探討日治時期米穀經濟最完整的資料分析跟綜覽。

第二，這本書說明了臺灣在日治時期就是個出口導向的經濟，而不是等到戰後。這些參予出口的過程，對於戰後的臺灣人留下了什麼影響？看到蓬萊米被要求的良率，以及今天半導體的良率，或許有些讀者能感受到一些啟發：Precision is a kind of culture。

第三，這些日治時期為了涵納進小農而實施的廣納性制度，像川野重任並無涉及的商業銀行制度，當初之所以被總督府鼓勵臺灣人設立商業銀行，便是要減少各地農民的利息負擔。這顯然有長遠的影響，我的研究指出，商業銀行對於戰後工業化有巨大的影響。或句話說，臺灣的經濟不是一天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