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想過，當你閱讀一本翻譯小說時，你讀到的究竟是誰的故事？是作者的原意，還是譯者、編輯、甚至書封文案的「再創作」？
一本台灣小說的烏克蘭之旅，為我們揭開了這個翻譯政治學中，最精彩也最無奈的「幕後祕密」。
2018年，台灣作家吳明益的《單車失竊記》入圍了久負盛名的曼布克國際獎，這是台灣文學界的一個里程碑。當時，一位名叫徐裕軒、在烏克蘭首都基輔擔任台灣外交人員，同時也是政治大學斯拉夫語學系兼任教授，決定將這部作品推向斯拉夫世界。這場演講，就是他以「計畫推動者」和「編輯」的雙重身份，親口敘述的奇幻旅程。
第一次接觸：當「台灣」遇上「漢學家」
徐裕軒很快找到了一家理想的出版社「Safra」。這是一家2018年才成立的獨立出版社，專注於「東方」文學。在成功申請到台灣文化部的翻譯補助後，計畫正式啟動。然而，第一個挑戰立刻出現了。
這個挑戰，來自於「漢學家」（Sinologist）。
徐裕軒在演講中坦言，烏克蘭的漢學家絕大多數都在中國接受培訓和教育。他們的知識體系、文化背景，乃至政治立場，都深受中國影響。當他們遇到「台灣」時，第一個反應往往是：「喔，蔣介石！」、「你們是『真正的中國』？」
他發現，在開始「翻譯小說」之前，他必須先花費大量的時間「翻譯台灣」。
這個文化隔閡很快就反映在翻譯的細節上。譯者雖然高效，但面對《單車失竊記》中大量的台灣特有文化符號，顯得力不從心。書中充斥著「大同電視機」、「大同電鍋」、「山葉機車」、「養樂多」；更不用說大量的台語（閩南語）詞彙，如「暗公仔」、「鐵齒」，以及日治背景下的日文詞，如「リンゴ」（Ringo，蘋果）。
這些詞彙，對於一個認為「台灣＝中國」的漢學家來說，幾乎是無法處理的文化密碼。
編輯室的戰爭：「冷冷清清」的典故之爭
在演講中，徐裕軒特別切換回中文，分享了一段最讓他哭笑不得的編輯軼事。
小說中有一段描寫，主角回到彰化鄉下的老家，發現古厝已無人居住，屋內「冷冷清清」。
對於任何中文母語者來說，「冷冷清清」就是一個形容「荒涼、寂靜、沒有人氣」的普通成語。
但這位烏克蘭漢學家譯者，在字裡行間看到了他所熟悉的「中國」。他立刻聯想到了宋代詞人李清照的千古名句——《聲聲慢》中的「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
於是，這位譯者興奮地在譯文中加入了一個「註腳」（footnote），向烏克蘭讀者解釋：這個詞彙的典故，出自偉大的中國詩人李清照。
身為編輯的徐裕軒看到後大驚失色，他立刻向對方解釋：「不，這完全無關，作者只是想說『房子很空』！」
然而，烏克蘭的總編輯和編輯們在聽聞這個「發現」後，卻欣喜若狂。他們認為這個連結「太棒了」、「充滿了中國古典（Chinese Classic）的韻味！」
最終，無論徐裕軒如何抗議，這個「美麗的誤會」還是被保留了下來。他無奈地說：「這是我在編輯過程中，比較遺憾、沒有辦法跟他們爭取到的地方。」
副文本的「操縱」：誰的獨裁？
這場「詮釋之戰」，不僅發生在內文。徐裕軒接著引入了一個學術概念——「副文本」（Paratext）。
「副文本」，指的是一本著作中，除了正文以外的所有附加訊息。這包括書的封面、封底的介紹文案、推薦序、版權頁，甚至出版社的網站分類。
徐裕軒犀利地指出，這些看似中立的「副文本」，才真正是「操縱」讀者如何理解這本小說的關鍵。他甚至直言，他「恐怕」（I'm afraid）自己和編輯們都在某種程度上「操縱」了這本書的呈現。
他舉出了兩個驚人的例子：
證據一：封底文案的「獨裁」
在烏克蘭文版的封底文案上，編輯寫下了他們對這本書的理解。文案中提到了台灣複雜的歷史，從原住民、日本殖民者、中國移民……接著，文案寫道，這段歷史「從日本殖民統治（Japanese colonial rule），到蔣介石的獨裁統治（Chiang Kai-shek dictatorship），再到當代台灣的自由民主（contemporary liberal democracy）」。
徐裕軒強調，「蔣介石獨裁」這個詞，是烏克蘭編輯在讀完故事後，自行加入的「史觀」（historiography）詮釋。
這意味著，一個烏克蘭讀者在翻開書本的第一頁之前，就已經透過「副文本」，被植入了一個看待台灣歷史的強烈框架。
證據二：出版社網站的「國家分類」
更激進的舉動發生在出版社的官方網站上。在介紹書目時，網站上有一個「國家」（Countries）的分類標籤。
點進去，烏克蘭讀者會赫然發現，「中國」（China）和「台灣」（Taiwan）是兩個並列的、各自獨立的標籤。
徐裕軒表示，這個舉動對烏克蘭在地讀者是極具「震撼性」（shocking）的。因為在他們過去的主流認知中，台灣「只是中國的一個分離省份」。這家出版社，等於是公開用「副文本」挑戰了他們的既定認知。
最終的迴響：「被偷走的歷史」
在這樣層層「框架」的包裝下，烏克蘭讀者究竟如何閱讀這本小說？
徐裕軒在網路上找到了一篇來自Facebook的讀者評論。這篇評論的政治性之強烈，令人震驚。
這位烏克蘭讀者寫道：
「作者（吳明益）有意識地使用文字作為武器，為他的同胞和他的身份認同而戰。」
「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單車失竊』的故事，這也是一個關於這個國家『被偷走的歷史』（stolen history）的故事。」
最精彩的是結尾，這位讀者寫下他對「單車」的終極詮釋：
「這輛失竊的單車和它的主人，象徵著所有曾經征服台灣的帝國——從荷蘭、西班牙等歐洲帝國，到日本人，再到中國人。」
一本小說，一場文化事件
演講的最後，徐裕軒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
這位烏克蘭讀者如此強烈的政治解讀，究竟是來自吳明益小說的「正文」本身？還是來自那些精心佈局的「副文本」——那個告訴他「台灣被獨裁統動過」、那個告訴他「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書封與網頁？
他沒有給出答案。
這趟由徐裕軒推動、從台北到基輔的翻譯之旅，清晰地向我們展示了：翻譯，從來都不是中立的。每一本翻譯小說，都是一場由作者、譯者、編輯、出版社，乃至讀者共同參與的文化協商、角力與再創造。
下一次當你拿起一本翻譯小說時，不妨也檢查一下它的「副文本」。或許你會發現，那裡正隱藏著另一場尚未被說出口的，關於「冷冷清清」的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