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史丹佛大學工程學院迎來百年慶，對談的主角是 Google 共同創辦人 Sergey Brin。
來自新加坡的學生站起來問道：「我們成長過程中都有限制性信念，您在建立 Google 時有什麼信念需要改變？這如何影響您的決策？」
Brin 停頓了一下，然後做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回答。他沒有談 Google，沒有談技術，也沒有談商業決策，反而把時間線拉回到了 1973 年的莫斯科。
「我的人生在好幾個階段都有巨大的轉變，」他邊想邊說。
「我在蘇聯的莫斯科出生，非常不一樣，你知道，非常窮，所有人都很窮。我和父母、祖母住在一間 10-11 坪的公寓，每天要爬五層樓梯。我不知道，我沒有真的想過外面的世界。」
台下靜了下來。
「我很幸運，我父親對外面的世界有了一點概念...」他停頓，然後說：「我想我不是在回答限制性信念的問題。我想說的是，我有過好幾次擴展我世界的經驗，在當時看起來非常痛苦，但後來證明是值得的，就因為我的個人歷史。那些充滿挑戰的轉變，可以帶來回報。」
從莫斯科 400 平方英尺的公寓，到創辦改變世界的搜尋引擎，再到重返前線追求 AGI（通用人工智慧），Sergey Brin 的人生就是三次痛苦但必要的蛻變。
這期內容會聊到：
- 父親的關鍵決定：1977 年在華沙的一場會議，父親看見了什麼，讓他決定冒著失去一切的風險帶全家逃離蘇聯？
- 從沒人要買到帝國崛起：Google 曾試圖以 100 萬美元賣身失敗，最終如何靠著「賭上公司」的 AOL 合約，確立了稱霸網路的商業模式？
- 理想與現實的衝撞：「Don't Be Evil」不只是口號，當面對反猶太網站與中國市場的駭客攻擊時，Sergey 如何在道德與利益間做決斷？🔒
- 重返戰場的真相：為什麼他在退休後感到「螺旋下降」？又是什麼動力讓這位千億富翁選擇在凌晨一點回到辦公室，親自訓練 Gemini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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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蛻變：父親在波蘭看見光、下定決心離開
1973 年 8 月 21 日，Sergey Brin 出生在莫斯科一個猶太家庭的三房公寓裡。
11 坪，住著四個人：Sergey、父母和祖母。五層樓，沒有電梯，這就是他童年的全世界。「我不知道，我沒有真的想過外面的世界」Sergey 說。
Sergey 的父親 Michael Brin 是數學家，莫斯科國立大學榮譽畢業。但因為猶太身分，他無法進研究所。他後來偷偷參加大學晚間研討會，自己寫論文，找了兩位指導教授一位俄羅斯人（官方），一位猶太人（非官方，因為「猶太人不能有猶太指導教授」）最終在哈爾科夫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但即使有了博士學位，生活也沒有改變。
Michael 在 GOSPLAN（中央計畫局）當經濟學家。他的工作內容很諷刺：「證明蘇聯生活水準比美國高。」他後來對記者說：「我證明了。我懂足夠的數學，可以證明任何你想要的東西。」
加薪 100 盧布後，他苦笑著說：「我以為我發財了，人生很美好。」
這就是六歲以前 Sergey 童年所看到的世界：用數學為意識形態服務，用才智證明謊言。
母親 Eugenia 同樣從莫斯科國立大學畢業，在研究所工作。他們是知識分子階層，有大學教育的朋友圈。相對於許多仍住在集體公寓的莫斯科人，他們算是幸運的。
但 Sergey 後來說：「我沒有真的想過外面的世界。」當整個世界就是 11.33 坪，五層樓梯，似乎也難以想像外面、看見更多的可能性。
1977 年夏天：華沙的光
1977 年，Michael Brin 參加波蘭華沙的數學會議。
這是他第一次與西方學者來自美國、法國、英國、德國的自由交流。沒有審查，沒有監視，就只是數學家之間的對話。
他發現了一件震撼的事：「他們不是怪物。」
在蘇聯的宣傳裡，西方人是資本主義的惡魔。但在華沙，Michael 遇到的是和他一樣熱愛數學、追求真理的同行。他們描述鐵幕外的生活：自由、機會、尊嚴。
母親 Eugenia 後來回憶丈夫回家後的話：「他說他不會留下，既然他已經看見生活可以是什麼樣子。」
回到莫斯科，Michael 對妻子和母親說了一句話：「我們不能繼續待在這裡了。」
Sergey 事後回憶道，這個決定在家族內「非常有爭議」。他的母親 Eugenia 一開始不想走：「我花了一段時間和他母親才同意。我有更多牽掛。」他們在莫斯科有工作、朋友、生活。為什麼要冒險？
但 Michael 堅持：「我是家裡唯一一個認定『必須離開（蘇聯），而且不能等到遙遠的未來（而是要現在就走）』的人。」。
對 Eugenia 來說，最後做出決定的理由很簡單：「80% 是為了 Sergey。」
流亡的代價：八個月的「隱形人」生活
1978 年 9 月，他們正式申請簽證，Michael 立刻被解雇。
Eugenia 必須辭職保護親戚（她透過親戚得到工作）。她對同事撒謊：「說我找到新工作，一週只要工作三天，薪水更高。我完全編造了公司名字。」
實際上沒有工作。突然間，全家完全沒有收入。
Michael 翻譯技術書籍勉強維生，非常辛苦的工作。他開始自學程式設計，不期待能得到學術職位。Eugenia 找到臨時工作，兩人輪流照顧 Sergey。
他們等待，害怕被拒絕。因為許多猶太人的簽證申請都會被拒絕，最後永遠困在蘇聯。
Sergey 在部落格中寫下這段故事，「來到這裡（美國）的過程充滿艱辛。光是申請離開蘇聯就給我們貼上了恥辱的標籤，我父親丟了工作，警察也來過我們家。」
這是 Brin 一家 1978 到 1979 年的日常。八個月，沒有收入，沒有未來，只有等待。但就在 1979 年 5 月，出現了一道曙光：簽證核准。
Eugenia 說：「我們希望會發生，但完全驚訝於速度這麼快。」他們是戈巴契夫時代前最後一批獲准離開的猶太人。
6 歲的 Sergey 記得的是：「令人不安字面意義上。我們每天都在不同地方。」
維也納、巴黎，最後在 1979 年 10 月 25 日抵達美國。
HIAS（希伯來移民援助協會）一路協助，Michael 透過朋友 Anatole Katok 獲得馬里蘭大學教職， 母親則曾在 NASA 的戈達德太空飛行中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擔任研究員。
新世界，新語言，從零開始。
記者 Mark Malseed 訪談 Michael 後寫道：「Sergey 願意冒險、懂得相信誰、能看見更好的未來並有勇氣追求這些特質都明顯存在於 Michael Brin 所做的事：繞過體制、比別人加倍努力取得博士學位，然後離開蘇聯。」
父親沒有教 Sergey 創業，但他教了更重要的東西：當你看見光，就無法回到黑暗。
左起為：父親 Michael Brin、弟弟 Samuel Brin、Sergey Brin，以及母親 Eugenia Brin
重返莫斯科：親眼看見「如果留下來」的命運
1990 年夏天，Sergey 17 歲生日前幾週。
父親 Michael 帶領一群資優高中數學學生到蘇聯交流兩週，決定帶家人同行。他們拜訪仍在莫斯科的親戚，包括 Sergey 的祖父也是數學博士。
蘇聯帝國正在崩解。
第二天，他們參觀莫斯科郊區的療養院。Sergey 看見了：灰暗的水泥建築、人們石頭般的順從神態、整個社會的絕望。
他看見了「本來會是他的未來」。
他把父親拉到一旁，看著他的眼睛，說了一句話「謝謝你帶我們大家離開俄羅斯，」
Michael 蠻幽默地，他在訪談中說道，「我孩子只有兩次感謝我。另一次是關於 Sergey 的弟弟 Sam，還有修理馬桶的時候。」（母親 Eugenia 在旁邊抗議：「Misha，你在說什麼!」）
但 Sergey 是認真的。
多年後，在飛往亞洲的航班上，他透過衛星電話回憶這趟旅程：「這喚醒了我童年對威權的恐懼。」
他回憶，當他面對壓抑的威權時，他衝動地向警車丟石頭，兩位警察「非常不高興」下車，幸好父母化解。然後他說了一句定義他人生的話：「我想，我的叛逆源於我出生在莫斯科。我會說，這種特質一直伴隨著我進入成年。」
回到在史丹佛的演講，Sergey 總結這段經歷：「充滿挑戰但覺醒的轉變。那些痛苦的蛻變，後來證明值得。」
第一次蛻變完成了。6 歲的男孩，看見了外面的世界。
第二次蛻變：從博士生到成為 Google 共同創辦人
在馬里蘭大學三年，畢業後（電腦科學 + 數學高）他想要的是像父親一樣成為博士。
時間快轉到 1993 年，Sergey 以 19 歲之齡進入史丹佛，攻讀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拿到 NSF（國家科學基金會）獎學金，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學生之一。
1995 年取得碩士學位後，他通過所有博士資格考。在自由選課尋找論文題目的同時，還參加游泳、體操和帆船運動。（當他父親問他是否打算選修進階課程時，他回答說他可能會選修進階游泳課。）
比 Sergey 晚一年進入史丹佛的 Craig Silverstein（後來 Google 第一位員工）說：「他幾乎跳過了一百萬年。」
這個穿著直排輪在史丹佛走廊滑行、對空中飛人有興趣的人，背後有著天才般的智力和數學天賦。Sergey 幾乎不需要像常人一樣有漫長的累積過程。
在史丹佛演講時，Sergey 回憶：「當我來到史丹佛研究所，有點類似的感覺現在我有了這種自由，教授們信任我的方式，還有加州某種東西非常解放，在思想上很自由。」
從莫斯科的壓抑，到馬里蘭大學的適應，再到史丹佛的自由。
Sergey 第二次蛻變，開始了。
1995 年春天：兩個討厭的傢伙
1995 年春天，史丹佛新生導覽週末。
Larry Page 從密西根大學來，參加博士班新生活動。導覽的研究生是 Sergey Brin，已經在史丹佛兩年。
Larry 後來說：「我覺得他很討厭。」
兩人在大多數話題上爭論。城市規劃、交通系統、科技未來每個話題都能吵起來。「誰比較聰明」的言語角力，從第一天就開始了，但爭論幾乎肯定是善意的。
很快，他們成為「思想靈魂伴侶」。人們把他們視為一體：「LarryAndSergey」
為什麼？
兩人都在學術菁英制度中最自在，腦力勝過一切。兩人都對即將普及全社會的超連結世界有直覺理解，兩人都相信數據至上，兩人都極度固執於追求信念。
這裡值得稍稍岔題談談 Larry Page 的背景。
他父親 Carl Victor Page 是密西根州立大學電腦科學教授，是這領域最早期博士之一。母親 Gloria 有電腦碩士學位，教過大學程式課程。6-7 歲時（1979-1980 學年）父親在史丹佛休假，全家住 Palo Alto。哥哥 Carl Jr 比他大 9 歲，密西根電腦科學畢業，在微軟和 Mentor Graphics 工作。
Larry 在 12 歲時就說：「我知道我最終會創業。」
他讀過 Nikola Tesla 的傳記，深受震撼。Tesla 的才華不輸愛迪生，但死於默默無聞。Larry 說道，「我覺得如果他（Tesla）有更多資源，他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這也讓他下定決心，不想只是發明東西，更想讓世界更好。要做到這點，需要的不只是發明東西，也用商業和創業讓這些東西成真。
這點很呼應之前我們提到 DeepMind 共同創辦人 Demis Hassabis，在 ChatGPT 發布後的 DeepMind 全員會議上說：「DeepMind 不應該成為『AI 的貝爾實驗室』，一個發明一切但眼看著自己的想法被其他人商業化的地方。」
創新和商業勢必相結合，當 Sergey 和 Larry 相遇，接下來我們將看到的是：
- 一個從蘇聯逃出來的數學天才，對威權有本能反抗
- 一個從小就立志創業的發明家，相信技術可以改變世界
兩個一開始相互討厭，到後來成為摯友的兩人，註定要一起做點什麼。
左為 Sergey Brin；右為 Larry 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