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下的過勞人

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競爭邏輯下，功績主義逐漸被自然化為評價個人的核心標準。個體被期待持續自我優化、強化生產力，彷彿連休息都必須轉化為「提升效率」的一環。這套價值不只存在於企業組織，也深刻滲透至學術界、自媒體、自由工作者乃至自學生的生活日常。成功被視為完全由個人努力所構成，而失敗則成為個人缺乏自律的證據，結構性的限制因此被隱形化。 當新自由主義削弱社會安全網、將風險從國家與企業轉嫁到個人時，功績主義的壓力被進一步放大。對 Z 世代而言，童年早已被高速科技、Social media 、升學競爭與資訊焦慮壓縮。步入成年後，又面臨長工時、低薪、貧富差距與房價不平等所構成的結構性困境。於是，「努力」不再是自我實現的選擇，而被迫成為一種不得不持續的義務——彷彿只要稍微停下腳步，就會被整個世界拋在身後。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慢下來」反而成為一種抵抗，去喘息去反思，一種從體制的速度與壓力中奪回身體與心理主體性的行動。 人不只是勞動力，不只是績效指標的一部分，人是多元且異質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