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嚴選在進步的口號背後，失落的個人與社會【現代教育的崎嶇路 經濟篇下】
編輯嚴選
上文討論了現代社會的結構性問題於文化及教育中帶來的危急：人的價值被物化、對績效的無盡追求讓人們失去自我實踐的機會，造成許多人喪失自我。
本文原先預計要來討論面對現代社會連帶到教育體制的問題，可能的回應方案。但由於在寫這篇時發現有些重要的脈絡是上文未講清楚的，因此這篇將接續談上文的議題，以20世紀新左派文化批判理論的觀點，融入當時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狀態，把現代社會體制的結構性問題陳述的更清楚一些。本文的內容將較偏重於社會制度與制度背後的價值觀念，教育部分主要會在文末與下文討論。
啟蒙與神話－現代性與大屠殺
我們這系列許多內容參考了「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觀點。它們深度剖析了現代社會的結構性危機，並提出若要深入考察這些危機，最早可以追溯到奠定現代思想的啟蒙時代。批判理論主張啟蒙的精神同時涵蓋了「理性與自主」的光明面，但也挾帶著「理性與控制」及「自我毀滅」的黑暗面。反抗宗教與君王的權威，追求民主人權、理性辯證是啟蒙的光明面。
但在工業化創造的技術環境下，對績效的無盡追求、對人的物化、對自然的宰制、甚至於這些價值觀內化了之後，對自我及他人的無盡控制，是啟蒙思想中蘊含的「自我毀滅」傾向。依造批判理論的說法，這種自我毀滅源自資本社會無節制的控制欲，也就是上文談的：預設人是「理性逐利」的動物，並且試圖把世界上所有一切都轉化成可量化的效益，以此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在這樣將現實利益視為唯一真理的信仰下，我們失去追尋利益以外的精神價值與精神活動的能力，對生命意義的追求被窄化成僅僅是物質上的生存，這造成了異化。更創造了高度系統化管理的社會組織與制式化的思考模式，把人變成維持社會運作冰冷的螺絲釘。「每個人都是社會的小小螺絲釘」這句人人都聽過的標語，如今被包裝成一句勵志的喊話，但實際上背後卻反映著一個深層的時代悲劇：我們都只是巨大社會機器下隨時可被替換的螺絲釘，沒有生命意義，只剩下無情的效用。
也因此批判理論說：啟蒙推翻了神話，但它也創造了新神話。這個新神話也就象徵著啟蒙精神自身的自我毀滅。
（關於這部分更詳細的討論請參見上文）
批判理論還進一步提出，這種思維及組織模式，不只帶來異化，還造就了現代極權政治能夠崛起的一個重要條件。從漢納鄂蘭說的《平庸的邪惡》和《現代性與大屠殺》這些經典中，都指出納粹集中營實質上是一個巨大且現代化的工業機器，每個人在裡面只負責一小個環節，人人都只是這個巨大壓迫體制上的小螺絲釘，甚至連負責按下毒氣室按鈕的人都只是造著早已自動化的機械程序做事，完全沒有殺人的感覺。
這是因為龐大技術體制裡人人機械化的工作模式，本身就已經把人對自己所做之事的責任感與思考能力給消除了，因為照著自動化的程序做事不需承擔直接的責任，但如果違反這些規則卻會付出極大的代價。這也是20世紀眾多政治、文化批判所討論的核心問題：因為現代社會極度推崇效用，使得我們製造出巨大的社會機器，然而這部機器本身卻把所有人當成它的螺絲釘。
鏍絲釘當習慣的人，開始對自己的生命、甚至整個社會的「價值追求」與「道德責任」都逐漸無感。這種狀態使人丟失自我價值，也喪失與社會的連結感，後果是民主國家自身失去應對各種潛在政治、經濟與文化威脅的能力，也因此引爆巨大的災難。
在天真的樂觀中 爆發的巨大災難
19世紀歐美因為工業化帶來的進步與繁榮，知識份子們沈浸在一種樂觀主義的氛圍中，認為只要科技跟經濟繼續發展下去，就會帶來一個理想而美好的發達社會，人們將越來越不需辛勞的為生存拼命，能過上真正的好日子。
這種對科技與資本主義的無限樂觀，在近代史上層出不窮，也催生了一股追求進步的動力，然而這個「進步」並非指思想、文化上的進步（甚至它排斥這類的價值議題），而是指在物質建設上的技術精進與經濟發展。這直接帶來了只追求現實利益，而避談社會正義及思想文化價值的大趨勢。
當這種狀況發展到極端時，往往會因為過度重視效益，而忽視許多重要的價值議題，這造成很多複雜的社會問題：諸如貧富差距快速擴大、社會對立加深、政治兩極化和極端化、文化弱勢失去發言權，以及上文花很多時間講的「異化」問題等。在20世紀史無前例的兩次大戰與經濟大蕭條的災難後，這種天真的樂觀墜入谷底，而社會動盪也帶來極權主義，從戰前延續到戰後。
納粹在一戰後德國經濟蕭條、社會動盪及受凡爾賽條約限制的背景下崛起，發動了二戰。好不容易戰爭結束，法西斯陣營垮台，又因為共產黨的成功，極權帝國蘇聯成為與美國並立難以撼動的世界強權，狹帶著為底層發聲的名義，卻實行中央集權的國家暴力，打壓異己，控制社會。九零年代蘇聯垮台，原以為民主陣營最終獲得勝利，然而如今極權中國的崛起，再次威脅著數百年來人們灑盡鮮血建立的民主人權體制。
這樣一次又一次的可怕威脅與慘痛悲劇，不得不讓人反思自由世界自身的結構性問題。20世紀許多極巨影響力的思想家如佛洛姆（Erich Fromm）、漢納鄂蘭（Hannah Arendt）、阿多諾（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等人都曾指出：現代社會的結構性問題，是極權政治獲得舞台的一大原因。
因為工業化與資本主義帶來的巨大利益，而被忽視的族群衝突、受壓迫的文化弱勢與底層社會、還有市場經濟的極端不平等，全都在20世紀前半驚天動的爆炸開來，社會動盪帶來極權主義，戰火延燒整個歐洲，過去建立起的民主秩序與社會穩定受到毀滅性打擊。
左派的危機與自我改革
二戰後人們意識到一味追求發展，忽視社會正義的慘痛後果，因此出現一股對資本主義強烈的批判浪潮，尤其發生在人文知識份子及底層階級中。
這造成了兩個趨勢，其一是由蘇聯領導極端反資本主義的共產陣營，廣受左派人士歡迎，在那個資訊不流通的時代，人們對共產黨可說是一無所知，沒有人知道這些聲稱為受盡壓迫的底層出頭的政權，實際上在自己國內實行什麼樣的恐怖統治，讓共產黨成為最大也最團結的壓迫者。
隨著蘇聯的惡行逐漸被揭露，左派知識份子終於看見共產黨發動革命的背後，無止境的殺戮與暴力，使得許多人開始深刻的重新反省（雖然還是有些極左派死守著共產主義的信仰）。人們意識到資本社會的問題不能靠「打倒資產階級！消滅私有財產」這種極端二元對立的思維來應對，否則只會造成另一場更大的人道災難，因此像批判理論或社會民主等重視人文價值的新左派，逐漸成為新時代的左翼精神。
新左派的出現，在政治上也很大程度影響了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的理念，不再將焦點放在暴力革命，而是從捍衛一種「反物化」的人文精神出發，用積極的自我實踐與力求社會正義的進步追求，與資本社會下的物化和宰制相抗衡。
社會民主一部分肯定了資本主義的重要性與貢獻，也清楚意識到全盤推翻這個現代體制所要承擔的災難，因此它將過去左翼的暴力革命，轉化成一種積極性的社會協商。具體方式如同現在的北歐與部分西歐國家：透過較高稅收實行分配正義，同時支持工會、人權團體與公民組織建構積極且進步的公民社會，並在法律上提供勞工和相對弱勢族群積極性的支持與協助。
實際政策像是北歐的福利社會、法國強而有力的工會力量、紐西蘭做到的原住民轉型正義等。雖然類型不同，但其核心精神都是追求一個涵蓋政治、經濟與文化各面向進步人權的實踐，這也是這樣的主張能真正「以人為本」的原因。
集體失去自我的教育現象
人文主義左派開啟的文化反思，從社會體制也延展到教育場域中。他們所批判的那種只追求現實利益，避談思想文化，透過工業體制強大的技術能力與意識形態宰制一切的企圖。也直接造成了我們一直在討論的教育問題：
學校變成像工廠一樣標準化的生產機器，而學生成為這部機器下的產品。產品是沒有個性的，只有被標配好的效能，然而人不一樣，只要是人都有獨特的性格，也因此當人們被迫接受標準化的打造時，這直接使得學習變成一種與自己疏離（異化）的過程。
現今經濟全球化的年代，就像19世紀的樂觀主義一樣，許多社會領袖天真的相信只要有完全自由的市場，社會就會自然變得更好。在這樣的認知下教育變得越來越功利化，而全面的教育商品化也成為常態。許多人對毫無保留的「教育商品化」持相對負面或認為至少應謹慎看待的態度，但在無限支持一切交給市場決定的新自由主義觀點裡，這不但不是件壞事，反而是直得被鼓勵的。
原因很簡單，就是現今大家耳熟能詳的「競爭力」，他們認為只有完全不干預的自由競爭，才能最大限度提升效率與生產力，使得整體社會達到利益的最佳化。經濟是這樣、學校教育也是、學生的學習亦然。所以在這個邏輯下，新自由主義其實是樂見如今讓許多學生厭惡的升學主義，以及激烈的升學競爭的。
除了鼓勵升學競爭與教育商品化的立場之外，他們同時也站在人文主義教育的對立面，強調教育是個技術問題，而非政治及文化的議題，我們該做的不是教學生價值思辨、文化批判、獨立思考等具批判性的智慧，而是讓學生在既有的遊戲規則下成為一個效率良好的生產者。
現在台灣的主流輿論，無論是進步派或保守派，談到教育第一個討論的都是「如何增強學生的競爭力？」，理論上因為未來社會高度競爭的壓力，談論如何提升競爭力本身並沒有錯，但就像我們一直強調的觀點一樣：當我們只討論競爭力，而不去關注個別學習者的需求、他／她的性格與熱情時，實質上就是把人的主體性架空，更剝奪了學生對自己生活的選擇權，與自由的發展權。
在這樣的潮流下，很多人被迫得從兒時就面臨龐大競爭的壓力與恐慌，不斷被大人警告：「你／妳不能輸在起跑點，要有競爭力！要不斷努力奮鬥！」，然而這些威脅與勉勵參半的話語，實際上從來都不是以學習者的需求著想的。它不考慮你是什麼樣的人、有什麼熱情、對世界的關懷是什麼？只問一個問題：你是不是一個好的競爭者？
面對這樣龐大的社會壓力，有些學生試圖靠自己的能力，闖出一片天，努力成為一個優秀的競爭者，然而許多自覺無法應付這樣巨大競爭壓力的人，很多都變得越來越自卑，不用身邊的人說，他自己就無時無刻的提醒著自己：「我是一個loser」。
有不少人總喜歡說：「現在的學生就是沒有競爭力！」但試著想一下，今天當一個人的需求完全不被他身處的環境重視，他的個性與獨特性無法展現，同時又加上現在資訊爆炸、快速變遷的社會。沒有自我價值又要應對這樣流變的時代趨勢，試問他究竟能為誰競爭？為自己嗎？可是連這個「自己」都已經找不著了，還剩下什麼努力的意義？
如果想改善這種狀況，學習者就必須重新找回只屬於自己的自我價值。但這絕非易事，而且也不會有客觀標準。再進到下篇文之前，或許我們可以先來問問自己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是否真實的為自己而活？這個問題看似簡單，而且也被各種勵志宣傳濫用，但它卻是關乎整個世界命運的問題。既是問個人，也是在對整個時代發問。在我們繼續談教育該如何改變前，不如先來思考這件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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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曹立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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